——读郑金兰《三农手记》一书

产业化的本质是市场化。农业的产业化意味着以市场需求牵引农业发展，以市场手段组织各类生产要素，以市场趋势制定战略策略。

    为了适应产业化的要求，生产者需要获得适当而普遍的培训。需要有良好的生产管理和标准化的生产流程，从而在大规模生产的条件下能够实现产量、质量和生产周期的稳定。在公司加农户模式下，需要建立稳定的契约关系和足以对双方产生制约的诚信制度。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热潮中，《三农手记》(文汇出版社出版)问世了。这本书的特殊性在于其作者是推动农村工作的地方负责干部。郑金兰是山东潍坊市主管农村工作的副书记。而正是潍坊，多年来占据着我国农业产业化领域的制高点，广大农户因此得到巨大利益，农村面貌因此焕然一新。

    我国农村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但我们更重要的使命已不是点出这些问题，而是如何扎扎实实地克服困难，解决问题。正是在这一最重要领域，潍坊的郑金兰、王乐义们，以及作者笔下的所有风云人物和普通老百姓，经过近二十年不懈努力，开创了一条有望全面解决三农问题的道路。

    一、责任感是不竭的创新动力

    在探讨解决三农问题的出路时，在谈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方略时，农业产业化必定被列为最重要的方向。而如何推进农业产业化，则不能不说到潍坊，因为那里是我国农业产业化的发源地之一。

    必须指出，农业的产业化又是极为艰难的，因为其本质是一场涉及广大农村的，涵盖社会、经济、政治的整体变革；是一种以亿万农民的自身发展为核心的现代化过程。中央在每年的“一号文件”中提出这一问题，都说明了这种艰难性。

    《三农手记》一书，不仅能够让我们了解农业产业化的内容和具体做法，更关键的是，它有助于我们理解，地方党政组织在这一进程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如何扮演好角色。那里的农业产业化能够做到速度、质量和后劲俱备，值得总结的地方很多。但是，翻来覆去阅读全书，对我冲击最强烈的还是三个字：责任感。

    不应该仅仅从道德层面理解责任感。只有时时牵挂着群众利益的官员，才不会被政绩和面子牵着鼻子走；只有整天为如何向百姓交待而焦虑伤神的官员，才不会为如何向上级交待而着急上火；只有高度尊重农民发展主体地位的官员，才不会自以为是而大包大揽。

    潍坊农业产业化的客观条件并非得天独厚，遇到的困难一点也不比人家少，但能够一步一个台阶地登上今天的高度，绝非偶然。面对前进道路上大大小小的沟沟坎坎，需要不断的制度创新、组织创新、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而创新的力量源泉，正是责任感和使命感。

    二、以人为本的新农村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首要的问题是为了谁、依靠谁。政府官员要与群众之间建立亲戚一般的关系，关键是两条：一是真心为了老百姓，二是要有与群众沟通、做人的工作本事。

    必须指出，中央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各项指导思想，如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发展、新农村建设等，是相互贯通、紧密联系的。无论是农业产业化，还是新农村建设，都必须以人为本。因为这是科学发展观的内核。

    全面理解以人为本有三个层面，新农村建设和农业产业化也不例外。首先，发展的终极目标是群众的福利增长。对此，大的方面不会有什么异议，因为这正是我们党的宗旨。但在新农村建设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群众的愿望需要有通畅的表达，需要及时为党组织和政府了解和重视。

    其次，需要高度尊重老百姓发展主体的地位，以群众的积极性为新农村建设的基本动力。虽然公共财政向农村倾斜、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是必要的，但如果政府在新农村建设中大包大揽，会带来两方面消极后果。一是缺乏了老百姓的积极性，干同样的事会消耗过多的公共资源，进而使新农村只能局限于少数试点。二是群众主体感的缺乏会导致所谓“等、靠、要”，原因是被动的受体无法也无须考虑预算约束，因此其需求是无效的。

    从《三农手记》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现象，就是潍坊的农业产业化具有非常的多样性。无论产业还是发展模式，几乎县有县的特色，乡村有乡村的个性。这种局面的形成，与政府充分调动、高度尊重基层和老百姓的积极性和创造力的做法有着密切关系。而且，这种积极性和创造力是需要长期尊重、长期保护的。

    最后，人本身的发展是农村发展的根本路径。无论一个国家还是一个地区，可持续的、健康的发展路径，是人力资本的不断积累。根据人力资本理论，个人的人力资本是通过教育、卫生保健和自主的迁移形成的。世界上有自然资源丰富的欠发达国家，有自然资源贫乏的发达国家。但是，没有一个发达国家是人力资本贫乏的，也没有一个欠发达国家是人力资本强大的。

    三、过五关斩六将的农业产业化

    说起农业的产业化，很多人想的就是一个“大”字。以为规模大了就会产生规模效益，当然这是一种门外汉式的误会。在这种误解引导下，地方政府追求的往往也就是大。全国各地有难以计数的“百万亩”基地。这种对“大”的极度偏好如果只是吹吹牛倒也罢了，若是动用行政力量不管不顾地蛮干，通常会落个一地鸡毛的收场。

    产业化的本质是市场化。农业的产业化意味着以市场需求牵引农业发展，以市场手段组织各类生产要素，以市场趋势制定战略策略。例如，我们之所以要重视生产规模，首要因素必定是想占领远程大市场。占领这样的市场需要较大的前期成本和运行成本，规模小了无法获得合理的收益。在前些年我国计划经济带来的短缺特征尚未消除的阶段，急剧扩张产能、增加供给是正确的市场策略。而在市场饱和、“大路货”竞争惨烈的阶段，市场细分、高端市场、海外市场、质量、品牌、商誉，就成为增强市场竞争力的基本战略。与此相对应，政府在不同的阶段应该不断修正自己的角色。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我国农业产业化的艰难性。其根本原因乃是我们这个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于是农业产业化的策略也就更为复杂。这不仅仅是一个产业的发展，还承担了万千农民自身现代化的使命，包括提高其技能水平、契约意识、组织化程度等重大任务。没有这一切，农业的产业化会如同沙滩上的大楼那样靠不住。

    大致上，为了适应产业化的要求，生产者需要获得适当而普遍的培训。需要有良好的生产管理和标准化的生产流程，从而在大规模生产的条件下能够实现产量、质量和生产周期的稳定。在公司加农户模式下，需要建立稳定的契约关系和足以对双方产生制约的诚信制度。在大市场消费者日益注重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的大背景下，品牌、质量管理就成为最关键的难点。一旦建立起得到消费者信任的品牌，就必须强化从生产到销售的全程质量管理，防止品牌受到侵犯，甚至要防止农户为了小利而对品牌的滥用。

    这一个个关口每个都困难，又都必须克服，正所谓过五关斩六将。一个关口过不去便前功尽弃。许多地区的农业产业化遭受挫折，都与这些关口有关。正因为如此，潍坊的经验更值得关注，值得研究，值得总结。

    《三农手记》告诉我们，推动农业产业化是以培育市场、建设市场和规范市场为主线的。首先是为农产品开拓市场。一般而言，开拓市场是企业的责任。但我们的农业企业规模不大、开拓市场的能力有限，尤其无法有效打开远程大市场。广大农户在市场上更处于弱势。另一方面，由于开拓市场事关百万农户的切身利益，具有很强的社会性，因此，至少在目前阶段，政府很大程度上承担起这一使命非但是必要的，也是正当的。

    更重要的是建设和规范市场。《手记》告诉我们，郑金兰们花了大量精力完善三个体系：一是建立农业标准体系，要把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纳入标准化管理轨道，逐渐形成与国际接轨的农业标准化体系；二是形成农业监测体系，形成较为完善的农业生产资料、农副产品和农业生态环境的检测网络；三是要建立农产品质量执法监督体系，以及相关的市场准入制度。归根结底，没有一个健康规范的市场，就没有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后工业化的农业也可以用几个“化”来概括。一是“零次化”，意味着将包括山水田园风光在内的自然生产力培育作为产业。日本农林水产省曾对2605个市、町、村作过大规模的问卷调查，在问及农业和农村的任务时，绝大多数官员认为，农村和农业的任务是国土的保全、环境保护和景观的维持与培养。这是一种新的农业农村观，与后工业时代相适应的新理念，值得关注。多样性社会能产生多样化的人才、独特的价值观和丰富的文化传统。在环境问题加剧的我国，需要让每一寸土地在提供产品的同时，也具有涵养水土和净化环境的能力。

    二是产品的个性化。其内容是农产品的小批量、多品种和高品质，响应城市居民的家乡情结，发展地方特产，对应城市居民外出就食倾向和简便化潮流，发展相关的加工业。在日本，许多农产品不仅标明产地，甚至标明是哪一家农户生产的，是如何施肥的，怎样不使用农药，其产品是使用祖传诀窍的等等。个性化越强，附加值也就越高。

    三是服务化，农业和农村自身服务功能的发展，包括城市与农村的交流，发展农村旅游业和市民农园，开发市民去农村地区体验和休闲的潜力。农业服务化的实质，就是改变农业生产和农产品价值的来源，将农业生产和农产品价值特征，从传统的土地依赖型，转变为服务依赖型。而其目的，则在于通过农业生产和农产品价值来源的改变，将农业生产的过程，部分或大部分地改变成一个向消费者提供服务的过程，使农业生产过程成为一种特定形式的第三产业服务过程，并在不改变农民生活、工作地点的情况下，实现农民收入的大幅度提高。

    四、龙头是怎样炼成的

    在我国农业产业化战略中，龙头企业被赋予了重大使命。许多地区甚至将两者等同了起来。我们必须承认龙头企业在产业化中的重要性，但必须弄清楚什么才是龙头企业，如何才能让这些真正的龙头企业大量产生。

    真正意义上的龙头企业必须具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具备开拓市场的能力，也具有一定的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因而能够占据一定的市场份额。这样的企业在市场的风浪中成长，具有灵敏的嗅觉和快速正确的反应能力。

    另一方面，是否真正的龙头企业需要看这个企业与大量农业小生产者之间的关系。真正的龙头必须是那些能够让几千家、几万家农户得益的，甚至因此走上致富之路的企业。一个企业可以是好企业，但不一定是龙头。于是，严格意义上的“龙头”有“龙身”，两者必须存在共生共存的关系，龙头带动龙身，龙身带动龙头，不能身首异处。

    用这两把尺子衡量，应该说我国这些年来确实涌现了一批真正的龙头企业，但数量上还严重不足，作用还相当有限。

    市场与龙头企业，是水与舟的关系。水越大，相应承载的舟越大。如果是汪洋大海，则万吨巨轮可破浪而行。不过，一些地区在扶持龙头企业时，只管扩张规模、建设基地，依赖银行贷款实现短期内的极度膨胀，对诸如市场饱和、产品价格下跌、原料涨价、上游产品质量不稳定等常见的风险很少考虑。其结果，企业做大之日，也就是深陷危机之时。只有以建设市场、规范市场为己任的政府，才能培育起能够担当农业产业化历史重任的企业群体。

    与一般企业相比，龙头企业需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因此，政府对龙头企业必须给予更大支持，也必须制定更有效的规则和进行更有效的管理。另一方面，龙头与龙身的关系，也就是企业与农户的关系，必须是契约稳定、管理有效、互信互惠，这应该是政府工作的重点。

    至于龙头企业与农户的结合形式，如公司加农户，或公司加协会加农户，还是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笔者认为形式不是重要的。随着产业化的进程，应该还会有更多的形式出现。其核心问题，乃是如何提高农业和农民的组织化水平，从而有利于生产的标准化和质量管理，有利于将适用技术快速扩散到千家万户，有利于政府、企业与农民群众的对话和沟通。

    未来我国农业产业化更高级、更完善的形式是什么，还有待各地区的艰苦探索。但《三农手记》已经大致指出了努力的方向，那就是能够给广大农民带来更大利益的方式。要实现这一目标，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这些挑战主要有：我国农业核心技术的缺乏；能够带来更大利益的品牌的缺乏；市场的不完善等等。在《三农手记》的许多章节，郑金兰、王乐义、王金友们思考的问题，也正是所有在三农战场上奋斗的人们应该考虑的。

    (作者戴星翼为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