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光辉

    四十年前我从古旧书店购得一本毛边《英文短诗选》（吴颂皋注，上海开明书店，1926年版），阅读时忽然发现其中夹着一枚橙色书签。签面没有任何图案，全是文字。

    文字分两部分，上部分是一行：“上海通信图书馆书签”，接着中间特别注明“这乙本书10月6日定要寄还了！”（这乙字与日期是随后用毛笔填上去的。）下方是“看到哪里夹到哪里”的提示语。下部分则是“本馆宗旨”，全文如下：

“本馆由各地爱读书而不能多买书者组织（有‘共进会’章程另定），收集各种有益书籍，以同类互助的精神，用通信借还的方法，使远近各地方有志读书而困于经济者，无论本会会员，非会员，都能不离任何住所，不妨业务，自由借读不出租费的好书。

    本馆完全以互助和信任的态度对待借书者，不取任何物质上的保证，同时也望借书者体念本馆的苦心，实践借约上的约言，使本馆很少的图书，得以不断地流通……

    还书期限在夹在里书的书签上填明，借书者必须在还期以内，赶早寄还，同时借两种的，必须看完一种，先还一种，使本馆可循环出借，使后借者不致久等，倘到期还没看完，宁可先还后借，或预先来信商准展期。”

    上海通信图书馆并非政府主办的公共图书馆，而是在1921年5月1日由诗人应修人发起组织的。应修人1900年出生于浙江省慈溪县（现属余姚），14岁时家人希望他学做生意，就把他送到祖父起业发家的上海，进入有亲戚做经理的福源钱庄。此时他订阅《新青年》、《少年中国》和许多新文学作品。他把自己购置的图书放在一个木箱子里，上面写了“修人书箱”专供同事中爱好读书的人借阅。1920年应修人来到中国棉业银行出纳股任职，薪水比以前高了，读书的热情也更高了，在每月的支出项目中，买书占了很大的数字。买来的书刊除了自己看以外，他还介绍给同事阅读，一起谈读书心得。在他的影响下，其他同事也喜欢读书买书了。后来书越买越多，修人就倡议把每人的书集中起来，成立了一个小小图书馆，以便互相流通阅读。图书馆的馆徽绿地白花，中间一个白日，四周五个新月，绿色表示成长，图案表示5月1日。图书馆的成员都是钱业界的职业青年。成员有每人在收入中拿出一部分钱的义务，以作为购买新书的费用。开头只有加入的人有借书的权利，以后决定对外开放，不论什么人都可以来借。而且后来借书的范围扩大到外埠，用通信的方式借阅。这个组织对外称为“上海通信图书馆”，对内叫“上海通信图书馆共进会”，凡加入共进会的，每月须缴纳会费，会费的大部分作为购买新书之用。会员没有特殊权利，完全和普通读者一样。这样一来向图书馆借书的遍及全国，甚至海外华侨。外地借书的人只要把邮寄费寄来就可以借到书。为了指导读者读书，“上通图”还出版了《上海通信图书馆月报》，刊登每月新书目，书报介绍、各地通信等。

    在此前后应修人与在浙江第一师范读书的潘漠华、冯雪峰、汪精之通信，交换诗稿。1922年春天，他们还歌笑在西湖，后来把在桃花树下写的诗，雷峰塔旁唱的歌编成一个诗集《湖畔》出版，第二年又出版《春的歌集》。朱自清当年读了这些诗篇，认为“彷佛幽郁的人看到活泼的小孩而得着无上的喜悦一般”。

    在五卅惨案发生期间应修人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上通图”也成立了团支部，应修人是该团支部第一任书记。后来“上通图”的几名骨干在商务印书馆内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上通图”便成为党团联系群众的桥梁，不少青年通过“上通图”的关系走上革命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