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香港大学到内地抢高考状元引发的“北大清华沦为二流”的担忧似乎可告一段落了。日前，北大清华公布了高招录取结果，79位状元被两高校收入囊中。其中，北大48位，清华31位。不仅如此，统计还显示，各省、区、市文、理科前10名中大部分被这两所高校录取。

 由此来看，尽管香港的一些大学用高额奖学金来吸引内地尖子生的做法对北大清华有些冲击，但仅是皮毛而已。至少在可见的未来，两高校在中国内地的霸主地位是外力难以撼动的。所以，如果仅从一流生源来看，北大清华根本无须担心自己会沦落为二流甚至三流大学。

 除了一流的学生外，按照一般人对一流大学的理解，它还包括一流的师资、一流的科研成果等，这是构成一流大学的几个基本要件。就内地高校而言，北大清华几乎在上述所有方面都是翘楚。

 但这是不是说北大清华就高枕无忧了呢？恰恰相反，无论两高校在其他方面的条件是多么的优越，但它们有一点和内地的其他高校是没有区别的，甚至有过之，即在大学日益异化的泛行政化，或称“行政依赖症”。在我看来，这是窒息内地大学活力，使其难成国内一流更别说国际一流的桎梏。

 在中国，大学首先被定义为行政事业单位，其次才是一个专家云集，从事教育、科研的学术团体，因此在管理上也由行政主导。从外部看，内地大学作为大学应具备的元素一样都不少，但进入其中就会发现，大学与其他社会组织没有区别，虽然拥有教授、博士、院长、系主任、学科带头人等，但这些原本非行政性的学术职别及教育岗位，在运行后迅速偏离本位，成为行政体系中的一环，被赋予了浓重的行政色彩。比如，内地大学都有级别；比如，一个人有些学术成就后，立刻被安排行政职务，以致学术带头人官僚化和官僚“学术化”的现象比比皆是。

 考察内地大学的泛行政化或“行政依赖症”，我们可以举出很多原因，比如官本位的传统、行政权力过大、管制型的管理方式等，但是一个直接的因素我以为是大学资源相对被行政权力所垄断。一般来说，获取利益是人们行政行为的基本动力，而满足利益最关键的条件就是资源，如物质资源、财政资源、政策资源、法律资源、道德资源、舆论资源等。这些资源掌握在谁的手里，谁就有权力，就会成为中心，人们就要依附于他。由于大学的各种资源被学校行政部门和教育主管部门所掌控，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都由他们说了算，教师不能自己吸纳资源、调动资源，也不能自己解决问题满足需要，因此只能依附于行政之上，成为行政权力的一张“皮毛”。

 比起行政机关、企业和其他事业单位来，“行政依赖症”对大学造成的后果尤为严重。它不仅降低了教师的独立性、创造性，稀释了大学的活力和动力，使得高校的大学精神和人文传统日渐式微，工具理性日益扩张，严重影响了教育的品位和学术风气；而且由于大学是育人的地方，行政主导教育只会培养出一群崇拜权力、汲汲于官场钻营、习惯于等级秩序、唯上级意志是从、毫无创新意识的人。由这样的群体构成一个民族的未来，可以想象，是没有多少竞争力的。　　（邓聿文）

 来源：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