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 锋
纵观世界大学发展的历史，有一种现象令人玩味，那就是大学的兴衰与国家的兴衰高度相关。十一、十二世纪，随着波罗格纳大学（University of Bologna）在意大利中部的出现，意大利随后就进入文艺复兴的全盛期；当近代大学在英国兴起时，英国就成为领导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国家；当法国巴黎附近出现一批大学时，法国就进入了强大的拿破仑帝国；当十九世纪研究型大学在德国出现时，德国就成为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最重要的国家；当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出现一批世界顶尖大学时，世界就进入了所谓的“美国世纪”。哪里有世界一流大学，哪里的民族就兴旺，国家就强盛。
中华民族要实现复兴，没有一批世界一流大学是难以想象的，正如香港中文大学的
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对于这一点，香港科技大学
现在，中国的北大和清华正在朝世界一流大学努力。实事求是地说，北大和清华的生源是世界一流的，从每年上千万的考生中录取几千学生，都是同龄青年的佼佼者，真可谓是“万里挑一”。
没有世界一流的师资，就没有世界一流的大学。北大和清华的教员素质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比，有着较大的差距。为了建设一支高水平的教师队伍，2003年5月，北京大学针对中国高校教师聘任和职称晋升中存在的积习，出台了《北京大学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制度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稿），着手对现行的人事体制进行近乎“休克”改革。《方案》的初衷是淘汰劣质师资，引进优质师资，优化师资结构，提升师资质量，但它一推出，就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反对声四起，《方案》经反复修改，不断妥协，最后的文本已变得面目全非。实事求是地说，北大的这次改革几近流产。一直以改革先锋著称的北大对改革的承受力脆弱到如此程度令人始料未及。但不管怎么说，这次人事体制改革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努力值得称许，大刀阔斧改革的勇气值得赞赏。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钱是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没有钱很难办成一所好大学，有了钱，没有好的制度，照样办不成一所好大学。“制度不理顺，钱给得越多，浪费越大。”①中国高教界最兴旺的两个时期，一个是“五四”前后，一个是抗战的西南联大时期，当时的物质条件都不好。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能够提供给教育的物质支持越来越多，随着“科教兴国”政策的日益落实，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入越来越多，光“985计划”第一期，北大就得到国家财政18亿的额外支持，相对与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物价水平，这也不是一个小数目了。
香港科技大学是后起之秀，近年来进步神速，创办才十几年，在世界和亚洲的排名已经超过北大，十年的科大超过百年的北大，总有其成功的道理。香港科技大学前副校长孔宪铎在分析香港科技大学崛起的奥秘时，总结为三点：一是资金，在中国教育史上，从来没有这么庞大的一笔资金（近20亿美元），投用在创建一所大学上，二是人才，在中国教育史上，从来没有这么一大批世界顶尖的华裔学者共同携手，工作在一个校园里，三是体制，在中国教育史上，从来没有把这么大的自由度，交在创校人们的手里。
在我看来，资金、人才固然重要，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体制和机制，香港科技大学成功的关键是引入了欧美大学的办学思想和管理制度。
事实上，中国大学改革的关键在于引入现代大学制度，这不仅需要进行大学内部的种种微观改革，更需要政府进行宏观的制度安排，为大学创造宽松的外部环境。否则，再多的资金投入都只能是浪费，最聪明的人才都会流失。但这样的改革光靠大学自身努力是不够的，也是没用的，需要政府转变观念，改变管理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大学改革的成败不在于大学，而在于政府。
从世界范围来看，办得成功的大学大凡有一些相似的做法，人们把这些做法统称为现代大学制度。现代大学制度的基本内涵形成于1810年洪堡（Wilhelm Von Humbolt）创办的柏林大学，即“大学自治”、“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等一些基本规范，这些规范经过几百年的检验，已经成为公认的管理和运作大学的惯例和通则。
发展中国高等教育，首先应该处理好政府和大学的关系。现在的问题是政府对大学的行政干预太多，大学缺乏足够的自主权，政府过度管理（李欧梵语），“国有”成了“国营”，如政府通过领导委派、结构和布局调整、专业设置、学位颁发、职称评定、招生指标、各种评价与检查以及随之而来的科研、教学资源分配等把大学管得死死的，高校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了教育行政部门的下属机构，成了整个社会官僚体系中的一环，严重影响了高校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大家知道，中国企业是从“政企分开”之后才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实体，真正走上了快速发展之路，企业的活力才得到了充分的释放。之前，企业只是政府的一个附属物，没有自主权，连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卖多少价格全由政府说了算，企业事事“等、靠、要”，缺乏发展的动力。当中国的企业还是“衙门”本身或者是“衙门”的附属品时，中国的经济没有希望，当中国的大学仍然是“衙门”本身或者是“衙门”的附属品时，中国的大学也没有希望。②现在，中国的大学也染上了“国企”的毛病。中国的大学要有一个大的发展，必须把大学作为一个独立的法人，制定《大学法》，界定大学的权利和义务，正如没有《公司法》，就没有现代公司制度，没有《大学法》，就不可能有现代大学制度，真正实行“政校分离”，把大学从行政管理体系中解放出来，使之成为一个自治的教学与学术共同体，相对独立于政府，政府只对其进行宏观调控，不干预大学的具体运作。
此外，在高校内部，应该提倡学术主导，反对行政主导，谨防衙门化、官僚化。大学是一个学术组织，应该确保教师有充分的学术自由，包括教学自由和研究自由，不设禁区，广开言路，鼓励探索，崇尚创新，只有这样，才能维持学术生态的多样性，维护良好的学术生态环境，使大学成为新思想、新理念、新知识的发源地，成为社会发展的“火车头”。
最后，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应该充分发挥教授在管理学校事务中的重要作用。教授，作为学校的重要资源和财富，享有极高的地位，享有对学校发展重大事情的咨询权、决策权和评议权；教授委员会，作为教授的集体组织，是学校主要的权力机构之一，在国外很多大学，校长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能够为大学发展提供的物质基础越来越雄厚，随着基础教育改善，中国人的聪明才智能够得到越来越充分的挖掘，随着政府职能转变，中国大学越来越按照现代大学制度行事，我想，世界一流大学在中华大地的出现将不再遥远。
注释：
①②丁学良：《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