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建模
诤，形声，因与言论有关，故从言。以直言相告，指出他人的过失，谓之诤言。近义词为“谏”，古有谏议大夫，专司进谏之职，即臣下对君主的建言与规劝。现今用“诤”而弃“谏”，也算得古为今用——择其善者而从之吧。
诤言之所以难得，实非一般人之所能为。语言文字是交际沟通工具，如何表述与传意大有讲究，产生的效果也大有不同。从人情世故来说，闻赞颂便喜上眉梢，听讥谤则不悦于色，此乃人之常态。可见世人忒多虚荣，而独缺自知。虚荣既成难填之欲壑，谀舌喋喋便也乘虚而入了。俗话说“千穿万穿，马屁不穿”，即此之谓也。马屁这种东西，以媚态取悦，以迎合获益，卑躬屈膝，言不由衷，毕竟为人所不齿。至于危害，试看古今中外，有多多少少国政大事坏于“吹鼓手”之口？有多多少少位高权重者毁于如簧之谀舌？
远的不说，且看文化大革命，虽有种种前因暗伏，但未必就是铁定要发生的。此中的铺垫与助力，便是那位副统帅掀起的“造神运动”。从他在六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文过饰非，为尊者开脱，到红宝书“语录”的出炉；从“三忠于”、“四无限”到“大树特树”、“一句顶一万句”。营造出一种特殊的形势与氛围，在全国涌起铺天盖地的拜神狂潮：伴随震耳的“万岁”声浪，是肆无忌惮的揪斗和打砸抄抢，是一场乱象丛生的大内战……但我们在检阅历史时，往往专注于探究当时的主事者，不经意中，轻轻放过了他身旁的那个人。
诤言的难得，在于它的正直，在于它的正气。正者，不偏不倚，不佞不邪也——有刚烈有胆识而绝无谗言谀舌。一部二十六史，记述的“诤”与“谀”比比皆是，两相对照，流芳与遗臭，感佩与鄙夷，尽可于卷帙之中一览无遗。195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前夕，湖南民主人士仇鳌给毛泽东写信：“……惟党一接近实际政治，最易停滞与腐朽。从来讲主义、谈政治，在宣传的革命时期，属于破坏方面，无所顾忌，易于成功；而革命战争胜利后，迄至掌握政权，进入主义的建设，千头万绪，学识不够，经验全无，不独难见成功，而且时有错误，遂不免自起怀疑，顿生停滞现象。在此期间，最宜鼓起勇气，克服此种困难，使既定政策能逐步实现。又，同志们在地下工作期间，正如孟子所谓‘劳其心志，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此皆能忍受。一旦革命成功，上述各种情况忽然消逝，取昔日敌人之所有者而尽有之，精神与物质两方面皆达愉快，不免在有形与无形之间，使革命的伟大前途，因腐蚀而发生障碍。此则当前未可丝毫忽略之问题……”毛泽东看后，立即回信说：“共产党就是需要你老这样的诤友。”（此内容摘自2003年11月25日《检察日报》，文章题目：共产党就是需要你老这样的诤友）
还有一例。1945年7月，
凡事皆有主客方。客方若以诤言相告，主方也有一个或纳言弃纳的回应。可以看出，仇黄两人，以中共“诤友”自居，直言告诫，寄予了殷切期望，而毛当时的回答也是真诚的，在纳言上显得颇有雅量。但问题是，何以昔日视为诤友的，后来都打入了“异类”，成了批斗的对象？这就涉及到一个“语境”不一，一个时移事殊的问题了。时间不同，地点不同，形势不同，人的认知与态度也会随之改变。从“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到“人民民主专政”下的反右、大跃进，再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民造反；从当时错综复杂的国内外情势——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对红色政权巩固的忧虑等等，必然也会影响决策者心理。当然，还有更主要的，那就是历史背景，和个人性格因素。中国社会沿袭了千年之久的封建传统，就权力而言，民主是拿来的口号和手段，而“专制”却是轻车熟路的。至于主客方孰对孰错，时间无疑是最好的裁判，现在看来，黄炎培和仇鳌的担心可说是其言也切，其虑也深，并非是多余的，而二十世纪下半叶的社会演变证明了，我们也并未能跳出这个周期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