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国家信息中心统计，1991年--2005年我国GDP年均增长15.3%，而同期农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10.9%，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3.8%，分别比GDP增长率低了4.4和1.5个百分比。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速增长，但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却一直追不上GDP的脚步，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大多数居民难以感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这让我们更进一步认识到：单纯的经济发展不可能自觉带来社会的和谐， GDP的增长也不会自动提供社会公共服务。如果政府的职能不能切实转变，服务型的政府不能及时构建，那么和谐社会的目标将会落空。

因此，当务之急是必须建立一个以公共服务体制建设为重点、以公共财政为支撑的服务型政府。经过二十多年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当前我们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提供公共服务的经济实力和物质基础，但却缺乏合理的公共财政制度安排。虽然每年各级政府的财政报告都在强调财政预算向农业、向教育、向公共卫生、向社会保障倾斜，但正是这或多或少带有部门意志和施舍意味的“倾斜”，道出了我们财政制度所缺乏的严谨性。一个科学合理的制度难道是依靠“倾斜”来解决实际问题的吗？公共服务的支出并不是什么施舍，我们的公共服务也不需要“倾斜”，而是需要一个制度化的投入机制，需要在各种支出中有一个严格的比例与规范。随意的加减只会破坏制度的严肃性，只会起到事倍功半的效果。实践证明，如果没有一个制度的约束，公共服务支出并不能随经济和财政收入的增长而实现同步增长。当然，我们无意否认近几年公共财政制度建设的成果，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近年来财政支出增长速度基本保持在每年15％-20%，而科教文卫等方面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从1992年至2005年却基本没有增长。教育、医疗、社会保障这三项基本公共服务，远远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报告》显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当年GDP比例的情况是：2002年为3.14%，2003年为3.28%，2004年为2.79%，2005年为2.82%，“倾斜”了十多年的教育，至今仍未达到《教育法》规定的应占GDP中4％的比例。“看病难、看病贵”更是成了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一大痼疾，目前我国占总人口３０％的城市人口享有８０％的卫生资源配置，占总人口７０％的农村人口享有２０％的卫生资源配置，８７％的农民是完全靠自费医疗的；另据卫生部基层卫生组织的有关资料显示，农村３６％的患病农民应就诊而未去就诊，６５％的患病农民应住院而未去住院。单靠财政“倾斜”，那么医改仍将是“任重而道远”。在社会保障方面，虽然我国从20世纪90年开始了旨在形成一个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养老保障制度，但个人帐户难以做实。截至2005年底，国内个人账户“空账”已达约8000亿元，并以每年约1000亿元的规模迅速扩大。与国际水平相比，我国的社保基金规模几乎微乎其微。据有关资料统计显示，目前我国的养老金资产约相当于GDP的5％至7％，而韩国则为33％、日本达到了50％。与此同时，各地的社保基金频频遭到挤占和挪用，社保基金又将上演一场旷日持久的“保卫战”。

长期以来，政府的自身改革也一直在稳妥地推进，尽管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缺乏实质性的进展。究其原因，在于政绩观的偏差，在于政府职能的错位。正是因为政府长期扮演着“市场助生婆”的角色，把经济建设作为首要职能，把主要的精力和大量的财力投入于资源配置和投资支出。结果导致本应由政府承担的一些社会公共需要支出，因财力紧张而不能给予充分保障，尤其是公众最迫切需要的民生领域的政府支出比例过低，市场意识被过度渗透到公共领域；而该由市场自我调节的领域却常见政府的“硬指令”、“大手笔”，“有形之手”频频深入市场。据《中国青年报》报道，2004年中美两国财政公共服务程度是，我国用于经济建设支出的比例为11.6%，而美国仅为5.0%；我国用于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支出总量为25%，美国却高达75%。在低水平的公共服务投入的同时，各级地方政府用于自身的各种公务性支出比例也是居高不下。2004年我国用于行政公务支出占财政支出37.6%；2005年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公款旅游三项费用就高达6000亿元，相当于全民义务教育投入的5倍。一些地方甚至一些公共财政极其窘迫的市县，无钱投入基本民生，却有钱盖“五星级”办公楼，建国标级大广场，买超豪华小轿车，有钱让领导干部周游列国考察观光。

我们认为，公共财政的根本应该是提供公共服务，一个服务型政府必须在公共财政的框架下，把满足公共需要即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放在优先位置，变财政“倾斜”为财政“确保”，特别是财政增收部分主要应该确保基本的公共服务、医疗和社会保障，着力拉近不同群体，不同区域享受公共服务的距离，体现公共财政面前一视同仁。近年来，在中央政府的带头下，各地政府都在强调新增财力要惠及全体人民。今年，江西省将从新增财力中拿出44亿元，为群众办52件最关心最需要办的实事；浙江省更是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确保当年新增财力的三分之二以上用于发展社会事业和解决民生问题。尽管各地政府在转变职能上有了新的认识，但如何形成公共服务可持续的财政支持体制，提高公共服务品的财政比重，如何让这些纳税人的钱真正处于公众的监督之下，还需要建立一个稳定、科学、规范的政治和行政体制改革的长效机制，这是建立完善公共财政制度的必要条件，也是我们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要旨所在。

总之，建立一个让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仅仅依靠财政预算的倾斜是不够的，必须实现“政府财政”真正地向“公共财政”的转变，这是目前中国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深化的关键。建设和谐社会的美好蓝图已经绘就，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时间表如何确立？我们满怀信心地期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