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为洁

    金鱼是最受人们喜爱的观赏鱼之一，中国是金鱼的故乡，先民们通过不断的人工选育，最后从鲫鱼中培育出了金鱼。

    许多鱼种，都会出现红色、黄色或杂色等基因突变现象，但这种突变基因大多无法持续、稳定地遗传下去，因此自然界中这些基因突变的鱼永远只是偶尔一现，无法繁衍出一个稳定的品种群。相对来说，鲫鱼的红黄色突变基因比较强，因此现在的金鱼最初都是从具有红黄色突变基因的鲫鱼培育而来。明人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就已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金鱼有鲤、鲫、鳅、■数种，鳅、■尤难得，独金鲫耐久，前古罕知。自宋始有畜者，今则处处人家养玩矣。”

    因为红黄色象征着富贵和吉祥，而且具有红黄色基因变异的野生鱼非常稀有，所以备受人们的喜爱，奉为神物，不敢食用，捉到以后，多单独投入一池饲养。宋代梅尧臣的《金鱼池诗》就提到了这种情况，“谁得陶朱术，修治一水宽，皇恩浃鱼鳖，不复敢垂竿。”池中金鱼一多，同基因者相交，这种变异基因就逐渐稳定下来，发展成独立的一类——金鱼。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浙江的杭州和嘉兴（古称秀水），就是中国最早饲养和培育金鱼的地方。《浙江通志》曰：“秀水县月波楼下为金鱼池，唐刺吏丁延赞得金鲫鱼于此，后为放生池。”杭州则有两个点，一为钱塘江边的六和塔，一为南屏山下的兴教寺。清·赵翼《陔余丛考》“金鱼”条曰：“戴埴《鼠璞》云：东坡读苏子美（即北宋诗人苏舜钦）六和塔诗，沿桥待金鲫，竟日独迟留。初不解此语。及倅杭州，乃知寺后池中有此鱼如金色。是此鱼始于钱塘，惟六和塔有之。”苏东坡在元祐四年（1089年）出任杭州知州时，又为南屏山的金鲫鱼写下了美丽的诗句，“我识南屏金鲫鱼，重来附槛散斋余。”宋朝和尚惠洪，在《冷斋夜话》中为苏东坡的这两句诗作了一个注解：“西湖南屏山兴教寺，有鲫十余尾，金色，道人斋余，争侍槛投饼饵为戏，东坡习西湖久，故寓于诗词。”

    南宋皇帝赵构沉迷于动物畜养，他在杭州的德寿宫中就建有金鱼池。上行下效，宫廷贵族以及士大夫、僧侣等相继建池养鱼，由此养金鱼就成了社会风尚。清·赵翼《陔余丛考》“金鱼”条曰：宋室“南渡后，王公贵人园池相望，豢养之法出焉。又岳珂《桯史》云：都中有豢鱼者能变鱼，以金鲫为上，鲤次之。贵游多凿石为池养之，饲以小红虫，初白如银，顶渐黄，久而金矣。又别有雪质，而黑章的■若漆曰玳瑁者，尤可观。据此二说，则金鱼在北宋时尚少，只六和塔寺有之，南渡后始盛，今则遍天下矣。” 到明代末期，金鱼的饲养和培育技术已非常发达，室外的池养逐渐转为室内的缸养和盆养，新的变异品种不断涌现，金鱼开始成为供人玩赏的室内陈设。

    谁都感叹杭州自然风光的秀美，但很少有人意识到杭州也是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包括杭州人本身，对杭州的文脉大都也是模糊不清的。文化中相对重视的又是文学和艺术，科技除南宋官窑等少数几个景点有所体现外，几乎是一片空白。金鱼的培育是中国古代重大的科技成果，并影响了全世界，世界其他地方的金鱼都是由中国传去的，达尔文、李约瑟等科学大师对此都有极高的评价。然目前杭州的两个观鱼点——玉泉和花港，所饲养的都是红鲤鱼（红鲤鱼只有体色的变异，形体结构几乎没有任何变化，所以观赏价值远不如由鲫鱼培育而成的金鱼），而没有体现出最早在杭州饲养和培育、最有中国特色、变异最丰富、最具观赏价值的金鱼。因此，我们希望在建设人文杭州的大背景下，是否能在最早饲养和培育金鱼的六和塔等地恢复金鱼的饲养，立碑铭史，以宣传和弘扬杭州历史上的这一重大科技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