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清森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我们党一个新的伟大历史时期的开始。党开始了全面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党的各项事业开始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与此同时，我国的统一战线和民主党派工作如沐浴春风随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就在这个年代，我初识邱镕钧同志并与他共事多年。

　　粉碎“四人帮”前后，我在武林中学工作，任教导主任。大约在1978年，邱镕钧同志调入武林中学，担任校长。他是主角，我是配角，他是长者，我是小辈，一主一副，我们两人的工作十分默契，学校面貌明显改观。因为学校小得可怜，被人贬称为“鸡窠中学”，为了改变学校的办学条件，邱校长从区教育局争取了拆旧建新和扩建教学楼的项目，在保证学生教室和教师办公用房的前提下，行政、后勤的用房作了压缩和调整，邱校长和我挤在一个四、五平方米的简易房里，屋上是青盖瓦，除了一扇门外没有窗了，白天也要开着电灯。夏天，在太阳的直射下，屋内闷热不堪，邱校长又特别怕热，汗流满面，一块擦汗的毛巾总不离手。大雨天，雨水从瓦缝中灌进来，我们的办公桌上要摆上一两个面盆积水。邱校长是教图画的，有时连摆在桌上的学生作业也淋湿了。他来得最早，去得最迟，有时一直等到学生、老师全部离校了他才回家，他常说自己的家离学校近，家里有“老太婆”做饭，迟一点没关系。他虽然不在学校吃中饭，但经常去厨房帮厨。每逢刮风下雨，他还要巡视校园，检查教室门窗的关闭。节假日也牵挂学校，要到学校来转一转，看看住校老师和家属的生活，因为住房都是砖木结构的，要大家注意用火的安全，工作细致到家。学校教职工编制紧，如遇老师病产假，他首先顶上去代课，不仅能上语文课，也会上数学课。因为我们全面注重学生的学习，重视学生的课外教育，学校有两项学生的科技作品（自制天文望远镜和西湖群山岩石标本）同时获得了全国青少年科技创作二等奖，制作过程中他出谋划策，帮助制作，成绩有他的，但他却笑笑说“当个后勤而已”。在学校艰苦条件下，他还自加工作分量，不知疲惫，确实是一头“老黄牛”。我和邱校长朝日相处，他的人格魅力影响了我。当时我还带着上学的儿子，我的工作和生活他都关心照顾，中午儿子休息和下午放学在我们办公室里，邱校长常为我儿子到食堂里去买饭，儿子放学回来玩得蓬头垢面，邱校长也帮他擦汗。下班以后催着我带孩子早点走。我的内心怎么不被邱校长的这种精神和行为所感动呢！

　　在邓小平同志提出“教育要整顿”的指示后，区委宣传部和区教育局常有一些报告会和学习活动，邱校长总是要我和他坐在前排，他说这样容易听得认真，思想不会开小差。有时我忙于留校工作，抽不出身，他回来后就把笔记本让我阅读。他练就一手仿宋体的钢笔字，笔记记得快而清楚。这也是他工作一丝不苟的象征。

　　50年代就参加民进组织的邱校长，除了学校的工作以外，还是民进杭州市第六届委员会的常委，他是个会务工作的积极分子。有时要到市委会开会，难免与他的工作冲突，他就把他要完成的学校工作放到星期天去做，如制定学校工作计划、撰写工作总结、备课、批改作业等。就在1980年的春天，邱校长与我谈心，他说：我们知识分子是党教育培养出来的，现在党拨乱反正以后，需要我们爱国爱党的知识分子从党外的角度全心全意为党工作。他还向我介绍了民进的会史，并送给我有关民进的书刊，其中有学习与宣传资料和业务资料两种。那时思想学习资料和业务学习资料都很稀缺，对一个渴求进步的我来讲是十分需要的，也让我第一次接触到民进这个组织并受到了民进组织的关心、教育和培养。

　　以后，邱校长调离学校到民进省委会工作，后来又当上了民进省委会副秘书长。虽然我们接触不多，但时闻他埋头苦干、任劳任怨、不计个人得失，不顾年迈体弱，经常下地方组织，不耻下问地开展调研，做好地方组织的指导工作。他也曾希望我能到省委会去工作，只因我自感才疏学浅，怕贻误工作，不敢受邀。

　　邱校长退休后生病在家，我曾几次去看望他。他在病榻上还多次问起我作为民主党派的代表人物参政议政的情况。因为他是一个“老下城”（在杭州市下城区工作大半辈子），对下城区的党政领导同志很熟悉，也与他们合作共事，和谐相处。因此也嘱咐我要“以党为师”，处处都要体现我们民进与党“肝胆相照”，心心相印的本色。他也细心地想到我的家庭，关心我家人的身体和儿子的工作。

    每每回忆起邱镕钧同志，我的心头对他的敬意油然而生。他忠心耿耿地工作，不求名利，谦卑为人，我始终不忘，如果今天我对他的回忆是对他的“歌功颂德”，我想也是不会过的。　　　　　　　　

（作者系原民进省委会委员、原民进杭州市委会副主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