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给予优秀民营企业家个人政治优待,到给予群体关怀,从民营企业家通过个人渠道为少数企业谋求特殊利益,到整个群体代言人体制的初步建立,一种全新的代言模式正在萌芽中
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视察温州一个月后,利好消息接连出台。
小额贷款公司开始试点温州；商务部建议控制人民币升值的速度,提高出口退税的比例；而国税总局也表态,“在适当的时机会考虑对中小企业制定优惠的税收政策”,并初步考虑,对纺织业和温州打火机业等的税率区别对待。
这些政策,都是此前民营企业家们在国家领导人调研时提出的。“几乎件件有回应,这前所未有。”温州企业家们说,“以前让我们自生自灭,现在却前所未有地重视。”“这是全新的转变。”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对本报记者说。从给予优秀民营企业家个人政治优待,到给予整个民营企业家群体的关怀,从民营企业家通过个人渠道为少数企业谋求特殊利益,到整个群体代言人体制的初步建立,一种全新的代言模式正在萌芽中。
而周德文和他领导的中小企业促进会,正以他们的方式,扮演着这个代言人的角色。
“敢于说真话”
“我们终于可以舒口气了。”7月31日,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7月24日,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发给周德文的一封致谢函说,“日前,中央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胡锦涛总书记就当前经济形势听取党外人士意见和建议。严隽琪主席代表民进中央发言,……你所提供的一些文章、资料成为发言稿的重要参考。特发此函表示感谢。”“这是对我们工作的肯定。”周德文说,几个月来他承受外界压力甚大,直至今日终获肯定。
压力源于一次采访。今年3月底,在接受央视采访时,周德文表示:“温州共有30多万家中小企业,可能有20%左右的企业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状况。”
近6.6万家企业“停工或半停工”,此语一出,顿惊世人。
在此后媒体的传播中,“停工或半停工”更被替换成“倒闭”。一时之间,全国媒体对“温州倒闭风”铺天盖地的报道,引来了政府的关注。“压力很大,大家都说我捅了马蜂窝。”周德文自陈,节目播出不久,就有政府部门来问为什么是20%。为此,周德文不得不紧急向温州市委、市政府递交《关于温州中小企业生存状况的初步调研报告》,解释20%这一数据的来龙去脉,并分析温州市中小企业发展中面临的困难及应对举措。“20%完全符合情况。每个行业我们协会都做过统计。”周德文对南方周末说。1999年成立的温州市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如今会员企业已达1000多家,每名会员收年费800元,在规模和活跃程度上都堪称温州的“第一大商会”。
周德文说,作为收费的协会,协会每年都要大量走访接触会员企业,“我们比政府更了解中小企业的状况”。
今年春节以来,会员企业开始反映经营困难,对企业生存造成重要威胁。促进会开始向政府反映问题。而周本人也利用自己民主党派和省人大代表的身份,向省、市政府和媒体发出警示。
在周德文看来,与一些官方性质浓厚的协会相比,他所在协会的最大优点,就是“敢于讲真话”,“时不时地给政府提个醒”。“既然我们是中小企业利益的维护者,我们看到危机,就应该讲出来,而不是明哲保身。”周德文说,这“并不是要否定什么”,而是“想让中央高层看到基层真实的情况,对整个经济健康发展有利”。
“将企业共性问题延伸为公共政策”
“我们是企业的发言人。”周德文说。这样的代言体制,从促进会成立开始便一直坚持。
1999年,促进会甫一成立,会长周德文便以民进温州市委副主委、温州市政协常委的身份,在温州市政协会议上,建议成立温州市经济发展环境投诉中心。“温州市经济发展环境投诉中心”的牌子终于挂到了市政府,直至发展到温州各区县。
促进会不足周岁,针对中小企业担保难问题,周德文又据会员意见,再度建言政府“尽快建立中小企业贷款担保机构”。时任温州市长钱兴中很快约见座谈。促进会终获温州市政府同意,联手温州市总商会,筹建温州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投资有限公司。“中小企业发展专项基金”是周德文和“促进会”促动生成的第三个大的公共政策。截至目前,温州市府已拿出2000万元专项资金,无偿援助有潜力的中小企业和担保机构。
依赖自己在政界积累的资源,周德文在温州做得顺风顺水,大部分人都“比较支持”。
但他承认,依赖熟人社会的人脉关系,最终只能解决个别问题。遇到不熟的政府部门,或者“跑多了就烦他们的”,他们就必须“另寻途径”。
解决办法是,“将企业共性问题延伸为公共政策”,周德文说。最终通过影响政府决策而惠及会员企业,同样也影响所有的温州中小企业。
温州是中国民营经济的发端之地,温州制造业的转型之痛,牵动全国。多年积蓄的民间经济的能量,已大到中央都不能忽视。“80%的民企要是死掉,中国的经济几乎将面临严重困局。”周德文说,“而此次反映企业生存困境问题,不过是以往做法的延续。”
“件件有回应”
多位温州企业人士回忆说,在李克强调研温州前,包括国税总局、全国工商联、商务部、银监会等在内的多家国家部委机构早已密集来温调研。
温州制鞋大户康奈集团,从6月27日到7月6日,短短10天内,就先后接待了全国政协副主席黄孟复、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和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率领的三个调研团。“他们都表态要把这种情况向中央汇报。”周德文回忆说。
在国税总局的座谈会上,各企业组织代表,就直接提出中央政府可以出台直接减税的特别法案。在银监会的调研会上,他们要求,“加快小额贷款试点的步伐,允许温州小额贷款的试点,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
商务部长陈德铭的座谈会上,稳定汇率成了最大的呼声,代表们直言,希望中央政府采取措施,放缓和控制人民币升值速度。
不断的调研,从量变到质变,惊动了党中央,最终促成李克强来温州调研。
7月6日到8日,在两天的行程中,“李克强在温州呆了1天半,在杭州呆了半天,在浙江省政府机关只呆了1个小时。这很有象征意义。”周德文说。
据温州正泰集团新闻发言人廖毅说,当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向李克强反映降低出口退税率增加了出口企业的压力时,李克强“轻轻地皱了皱眉头”,立即招呼随行的税务部门领导,“你们一起来听听”。
调研期间,李克强一直“为温州打气”,并安慰企业家,“温州制造业不要恐慌,中央会制定扶持政策”。
向各部委反映的意见,几乎“件件有回应”。企业主们一一梳理说:李克强走后不到两周,小额贷款开始在温州试点；商务部向国务院打报告,提出控制人民币升值速度,提高出口退税的比例；而国税总局回应的是,“在适当的时机会考虑对中小企业制定优惠的税收政策”,并初步考虑,对纺织业和温州打火机业等的税率区别对待。
温州市政府要求各部门参与调研,掌握中小企业面临的200个困难,出台扶持政策。“企业贷款难,担保难的问题现在都得到了解决。”温州瑞安一家要求匿名的大型汽配公司老总说,有些临时的措施甚至有些大胆:本来农民住房不能抵押,温州也开始尝试,而工商局也同意“产权可抵押”,以解决企业的资金问题。“几天前,连市司法局和法制办都来和我们联系,要召开会议,讨论法律怎么为企业服务。”周德文说。
“为利益团体鼓与呼,有什么不可以?”
“温州已到了新的改革突破口。”研究温州本土经济的马津龙教授分析说,“进一步的改革,是温州层面解决不了的问题,而是制度安排的问题。”
而这些问题,正需要代言人体系的建立。“商会等民间组织的力量,决定于两方面:第一,民间组织所代表的那些企业,它们的力量是否强大；第二,政府方面的权力是否受到限制。”马津龙说,“企业解决不了,政府又不管,民间组织才有生存空间。”
民营企业家从政,是一种表达诉求的方式。但马津龙认为,这种对优秀民营企业家的个人关怀充满了随机性,几乎没有制度性的保障,实际加剧了特权形成的不平等。“你可以给,也可以不给。”马津龙说,邱继宝的飞跃集团,就是一个例子,“企业倒不倒本身是经济现象,但在这种体制下有时却反而成了政治问题。企业该破产就破产。邱继宝为什么就不能破产?”“政府和民间对我们民间组织的代言体制还不大习惯。”周德文认为,与日本、德国、新加坡等中小企业发达的国家相比,中国以商会为代表的民间组织代言体制建成,仍前路漫漫。比如,此前女富豪张茵作为人大代表,曾抱怨劳动合同法过于苛刻,但立刻被外界斥为黑心老板。“假如有正常的代言体制,张茵作为企业家代表为自己所代表的利益团体鼓与呼,有什么不可以?”马津龙说。“德、日等国,有关中小企业和组织的法律是厚厚一本书,我们只有非刚性的薄薄一本促进法。”周德文慨叹说。“有利益了,一些部门就自己紧紧抓住,有麻烦的事就推给协会。大部分协会又没有资金保障,最终导致各民间组织发展困难。”周德文说。“我们的政府应在政策上加强对民间组织的重视,让民间组织在法律上、社会上,获得应有的地位。”周德文说。任何法律和政府决策,都是利益博弈的结果。而利益代言体制的缺失,沟通和诉求几无可能,最终迫使企业家只能走向靠拢政治的非常之路。
《南方周末》记者吕明合
来源：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