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是深入思维，触动心灵的一年。
深入思维，是在中央推行信息公开、政务公开的条件下，一系列政治事件、社会事件发生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缘由，都被细致地关注、分析、推研。这包括瓮安事件、孟连事件、重庆出租车罢运等群体性事件，也包括三鹿奶粉事件、428列车相撞、襄汾溃坝等安全事故……
触动心灵，则是一系列重大的事件中，中国人潜隐深藏的自尊、自爱、自强勃然喷发，大象显形，大音发声，引起全体人民的强烈共鸣。这包括在拉萨事件中及之后全体同胞所体现出的爱国意志，包括汶川地震中不分你我的举国救助、倾情付出，包括奥运圣火传递中的四海一心，包括举办北京奥运会、残奥会上的经典演出，包括中国人首次太空漫步的默默努力与浪漫情怀……
这是一个坚韧自强的民族，展现力量的一年。
由内而外，由此及彼。这是在以人为本的标尺下，创造新发展故事的年代；是一个科学发展深入人心，全面实践的年代；更是一个伟大民族，审视自身与自信向前的年代。
无论怎样的喧嚣与光彩，终将随风而逝。而2008年所发生的一切，注定将深深留存于国人的共同记忆中，成为我们共有的精神财富
2008年中国政治社会发展报告：科学标尺反复推验
2008年大事频发。在政治领域，各种焦点集中在“科学发展观”的实践上来，以“科学发展观”为标尺反复考验执政行为，成为各级各地施政主线。
这一年，人们经历了以“大部制”为核心的第六次国务院机构改革；观察着旨在理顺中央与地方权责关系、平衡中央和地方财权事权、推行“省直管县”模式的新一轮地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步伐；感受着《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实施所带来的政府行政生态的变化，及社会声音的种种反馈；与此同时，党内选举制度在一些地方的试点和突破也令人兴奋。
这些改革的核心取向均在强化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以种种方式扩大、落实公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带动下，一系列政改措施的初步执行，已经给出了加快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强烈信号。基于此，受访专家认为，2008年具有一种潜在的标志性意义，社会各界所积累和形成的科学发展共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共识，将为未来30年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建设提供坚实的思想基础与制度基础。
2008：“科学发展”主推实践
2008年是落实党的十七大一系列政治改革要求、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第一年。3月底，中央选取了23个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试点。9月，中央又宣布用一年半的时间，在全国分三批开展此项活动。科学发展观学习实践活动由点到面，贯穿全年。而2008年内，无论是中央高层的政改措施，还是地方政改的探路试点，也无不以科学发展观作为统领。
“从2003年提出‘科学发展观’这一概念，到2008年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展开，这是全党深化对‘科学发展观’认识的5年”，中央党校科社部教授秦刚对《瞭望》新闻周刊表示，“目前，面临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以及继续深化改革中的困难和阻力，我们别无选择，必须在思想解放的同时，将全党的意志统一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上来，强化各界对科学发展观的共识，从而实现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的转变，实现向创新性国家的转型。”
与以往的历次活动相比，此次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突出特征在于解决实际问题。从活动的四个阶段“学习调研”、“分析检查”、“解决问题”、“完善制度”的内容来看，此次活动格外重视基层民意的表达，强调结合本单位实际工作中与科学发展观相违背的具体难题进行检查，制定解决方案、完善制度，并接受群众评议。
而且，每个阶段的要求都非常严格，原计划3个月完成的试点工作的集中活动，由于中央“不要轻易转段”的指示和要求，都向后顺延了1个多月。
“基于对以往历次活动经验的总结，我们发现只有使活动的内容与实际紧密结合，在实践中体现出真正的意义，才能促使参与者产生更深的理解和体会，凝聚更多共识”，秦刚说，“这样才能使活动的精髓为领导干部所吸收，影响他们的精神状态和行为方式，进而深化为体制和机制的改革和建设。”
“我们可以看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信息公开条例、党内民主试点、总书记上网倾听民意，等等，各项政改措施都体现出科学发展观这一重要战略思想在不同领域的具体要求”，秦刚认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部分，科学发展观还将引领未来若干年中国改革发展的方向，强化对科学发展观的共识，也是统一思想，攻克改革难关的重要保障。”
政改措施“民主”信号明显
大部制、省直管县、政府信息公开、党内选举公推公选试点，共同构成了2008年政改措施的关键词。虽然各项改革仍然处于起步阶段，一些改革仍有很大的完善空间，但其中的重要内涵，均在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程。
今年两会后，第六次国务院机构改革启动，涉及调整变动的机构共15个，正部级机构减少4个。此后，随着议事协调机构的陆续精简调整，以及各部委三定方案的出台，大部制改革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随后，地方政府机构改革也拉开了序幕。8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意见》。意见特别提出，允许各省市可以因地而异，充分考虑政府职能特点设置机构，不搞一刀切，地方政府被赋予了更大的改革自主权。
此次地方机构改革以理顺中央与地方权责关系、平衡中央和地方财权事权、推行“省直管县”模式为主要内容。10月召开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也再次强调了“省直管县”改革。
近年来，我国有24个省的818个县(市)陆续进行了财政体制“省直管县”的改革试点，约占全国县级总数的40.8%。另有8个省选择219个县进行了“强县扩权”和扩大县级政府经济社会管理权限等“省直管县”的试点。
今年7月，海南省决定向市县下放权力177项。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指出，浙江模式是财政体制“省直管县”的可供参考路径，但从改革的最终目标来看，海南模式的行政体制“省直管县”也许是一种趋势。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认为，新一轮地方政府改革的社会影响和重要性要大于中央的大部制改革。
“近期多发的社会突发事件，与地方政府的机构设置和运行有着直接的关系，要通过精简机构、提高效能、减少行政层级来保证中央政策毫不流失地贯彻到基层，避免扭曲和变形。在这方面，‘省直管县’可以发挥非常积极的作用”。竹立家说。
“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信息公开条例，给各级政府的行政生态带来了巨大的震动。条例实施不足5天，湖南省即爆出了5位市民状告“政府信息不公开”的行政诉讼案。而后此类的行政诉讼案在全国范围内频繁上演，政府部门真切地感受到了压力。同样在5月份，汶川地震却为政府信息发布和公开树立了一个范例，极大地推动了政府信息公开的进程。
在现实中，条例的落实仍然存在诸多难点。比如人们难以分清哪些政府信息可以公开、哪些则是秘密；如何界定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社会稳定”信息的边界；信息公开的裁量权由谁把握，等等，表明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完善空间仍然很大，但是改革的方向已经非常明确。
在党内民主选举探索方面，今年也不乏可圈可点的“亮点”事件。
7月，贵阳市四位区县党委书记经过公推公选竞争上岗，且竞选过程电视直播。竹立家说，公推就是把干部提名权还给群众，老百姓和普通党员在干部提拔任用中有了话语权，这是“还权于民”理念的具体体现。
此外，在深圳推出的政改方案中，也明确提出将在区政府换届中试行区长差额选举，扩大副区长选举的差额数量，候选人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公开演讲、答辩；逐步实现各区党政一把手、市政府各部门一把手由市委常委扩大会议无记名投票推荐人选，票数较高者和自荐、联名推荐的候选人进行公开演讲和答辩，最终由常委会进行差额票决。
而在试水公推公选较早的南京市，今年也首次面向全国公推公选“一把手”，邀请国内行业权威担任考官，引入无领导小组讨论、“人机对话”、候选人视频介绍等方式，组织人大常委会所有成员提前介入、全程参与，对演讲答辩进行电视和网络直播。
汪玉凯说：“可以看出，中央为地方推进党内民主预留了很大的制度创新空间”。
竹立家则表示，2008年的诸种政改措施，都带有“起步”特征，但是其“鼓励群众参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化进程的信号是非常明显的。
继续瞄准群众反应最强烈的问题
“2008年是一个转折点，未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将成为党和国家事业稳定发展的关键”，竹立家对本刊记者说。
2008年是群体性事件多发且广为人知的一年，同时，多起重大安全生产事故和食品安全事故也前所未有地公开透明，引起公众强烈反应。
“随着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理念的提出和深入人心，党的干部和老百姓同时站在了一个新的平台上来重新认识现实存在的问题。但是很明显，在这个进程中老百姓走得更快，而我们的一些干部对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理念的认识仍然不足”，中央党校
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锻炼，公众在认识了自身权利之后，更认识到了自己的权力，维权意识明显提升。从今年发生的群体性事件来看，农地征用、城市拆迁、环境污染等与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是引发矛盾的焦点。而且，往往是一件小事引起“无直接利益冲突者”的情绪激化，导致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群众哪方面的承受力最薄弱？一是涉及自身权利和权力的，二是涉及党员干部贪污腐败和作风问题的”，张希贤表示。
“这表明，政治建设的步伐不能脱离群众的需求，政治建设也要有一个优先顺序”，秦刚说，“改革开放30年来经验告诉我们，中国的每一步改革从来都是源自现实需求，而不是理论需求。政治建设也是一样，应该增强改革措施的针对性，避免从一般的民主理念出发来设计改革步骤。”
张希贤说：“在政治体制改革中，群众反映最强烈、承受力最薄弱的部分应该优先改革，而且每一个政改措施都要伴随着对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切身利益的实现和保障，惟此才能为改革争取到最大多数人的信任和支持，获取源源不断的改革推动力。”
2008中国政治社会发展报告：群体性事件推动反思
2008年是中国社会的多事之年。这一年中，多起激烈程度升级的群体性事件、重大安全生产事故、食品药品安全事故，一次次地敲击着人们的心灵。
在深入探究这些重大事件背后的原因之后，公众逐渐将目光集中于几个突出问题：一些地方权力与资本结合已经严重侵害了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一部分干部对群众的呼声麻木不仁，对群众的疾苦不闻不问，积累、激化了社会矛盾；重大事件后的干部问责需要走向制度化和规范化，问责制应对干部的日常行为形成硬性约束；重大事件善后措施中的“民主协商”程序应该前置，在事前充分消解矛盾爆发的可能性，等等。
随着对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理念认识的深化，随着公开透明的舆论监督氛围逐渐形成，社会各界越来越有条件对改革方向、存在阻力及改革焦点等形成共识，这将有力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持续向纵深延伸。
群体性事件多发瞄准“权金化”
在2008年，由于信息公开及舆论监督力度的加强，群体性事件引起的关注，成为推动社会反思的重要平台。
在受人关注的“涉政公共事件”背后，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一些地方发展中存在“权金化”倾向，违背了科学发展的标准，侵害了群众利益。同时，一些干部长期脱离群众，漠视群众呼声，导致矛盾不断积累、激化。
“群体性事件的激烈程度比以往大大升级了”，历时四年专项研究群体性事件的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单光鼐说，“这一方面缘于信息传播手段的多元化和人民对自身权利的认知能力提高了，一些以前能够捂住的事情被掀开了盖子；另一方面，也说明矛盾已经积累到了一定程度，以高破坏性的形式表现出来，必须引起高度警惕。”
单光鼐将瓮安事件看作是一个典型的群体性事件，因为它是由一个偶然性较大的小事件引发，由于没有得到及时的疏导，引发群众不满，导致多年积累的各种社会矛盾和民怨从这一小切口喷出。
媒体对这些事件真相不遗余力的探究发现，在瓮安事件的背后是当地干部经商办企业现象的普遍化，是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国企改制中侵犯群众利益等诸多问题的长期积累沉淀，是社会治安恶化、社会管理失控、公共服务缺失，更是党群、干群、警民关系的紧张。
而透过孟连事件，人们也看到了官员和橡胶企业之间存在一个伤害胶农利益的利益共同体，以及当地干部对群众要求的漠视和粗暴的工作态度。
一系列现象将矛盾的深层原因指向了“权金化”：一些地方部门与民争利、官商勾结，严重侵害群众利益；一些干部长期生活于官场“小圈子”，缺乏对老百姓的基本感情，不作为、乱作为，将鱼水关系变成了水火关系。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说：“群体性事件破坏性升级，不是因为老百姓的诉求多了，而是由于一些干部的责任心少了。为什么干部的责任心少了？因为他们的利益不是与群众，而是与投资者和官场联系在一起的。看到了这一点，也就看到了矛盾的症结。”
探寻事前化解矛盾的机制
在总结改革开放30年来的经验基础上，透过对多发的群体性事件和重大安全生产事故、食品药品安全事故等重大事件的分析，改革、建设和完善体制机制，通过充分的民主协商将老百姓和普通党员的意见有效纳入决策和干部选任环节，把矛盾化解在事前，正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
从社会对问责制的思考可以看出这种趋势。2008年，干部问责更加普遍化和经常化。每一起影响重大事故都会引发问责制的启动。而且，被问责的干部级别从省部级到处级、科级，遍布各个行政层级。
“从这一点来看，问责制度确实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是距离制度化、规范化还有较大距离”，中央党校
而在竹立家看来，问责制重要的不是事后问责，而应是事前有效规范干部的行政行为。只有明确了干部的岗位责任，同时在重大事件发生后加大问责力度，才能使干部认识到问责制的重要性。“否则，群众就会认为‘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导致矛盾的升级和激化。因此，问责制的完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一个富有启发意义的探索，是重庆尝试建立利益协商机制。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发生3天后，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邀请出租车司机和市民代表交流、座谈，听取了出租车行业的诉求和市民代表的意见，座谈还在当地电视台、电台和新闻网站进行全程直播。
“观察众多群体性事件，都存在老百姓利益表达渠道不畅，政府与民间沟通不到位、机制不完善的问题”，中央党校科社部教授秦刚说，“有的地方处理问题的时候动不动就出现‘不法分子’、‘敌我矛盾’等阶级斗争词汇，对自己工作态度、工作方式的反思不够。”
“重庆采取的方式告诉其他地方官员，应该学会协商和对话的方式，这样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同和谅解，这是化解矛盾的重要手段，也体现着新时期‘以人为本’理念的要求”，国家行政学院
“事前的协商更加重要”，竹立家认为，“在政策出台之前，如果能做到与各利益相关方充分协商，出台后及时听取各方的反馈意见，不断纠正政策偏差，就能避免发生对各方伤害都很大的突发事件。从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角度和当前的现实需求来看，民主协商的体制和机制建设步伐应该更快一些。”
充分预估矛盾与阻力
站在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新起点上，科学发展观为中国指出了未来发展的路径。在从粗放型发展到科学发展的转变过程中，中国人需要扭转的不仅仅是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更要排除业已形成的既得利益者对进一步改革的阻力，步入“改革改革者”的阶段。
而且，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国内社会思想多元多样多变的趋势更加明显，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
这些都必然带来更深层次矛盾的进一步暴露，对这一点，社会各界应该有充分的预估，并形成改革的共识。
张希贤对本刊记者说，从十六届三中全会直到党的十八大，将是一个社会转型期，也是社会矛盾的凸显期。在国家走向科学发展的过程中，人民群众是始终走在改革前列的推动力量，而部分既得利益群体却在旧的发展模式中泥足深陷，还有部分采取中立态度的观望者，他们都有可能成为改革的阻力。
在改革进程中，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必然带来利益的碰撞和深层矛盾的暴露。而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影响，也在推动矛盾的提前爆发，对改革构成压力。比如随着金融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影响的进一步蔓延，返乡农民工的就业、社保、子女入学等方面的权益受损问题逐步凸显，如果解决不善，将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这一切都要求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的改革在确保稳妥的同时，更加具有针对性。
“中国的前进方向就是老百姓的方向。社会共识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可以保证改革的正确方向”，张希贤说，“同时，出台更多可操作性的政策，并将经过实践检验切实有效的政策上升为法律法规，严格执行，以体制和机制的建设和完善加以跟进，可以保障国家的发展不断站在新的更高的制度平台上，促使改革不断推向纵深。”
群体性事件，是即将过去的2008年绕不开的一个话题。
贵州瓮安事件。由于该县女学生李树芬溺水身亡，其家人对公安机关的“自杀”鉴定结果不服。
云南孟连事件。该县勐马镇胶农因橡胶林产权归属一事多次与当地橡胶公司发生争执和冲突。
甘肃陇南事件。因对陇南市行政中心搬迁存有疑虑，
出租车罢运事件。
此外，发生在年内的群体性事件至少还包括：
陕西府谷县75警民抢尸事件、广东惠州717骚乱事件、云南丽江84环保纠纷事件、川渝9～10月教师罢课事件、湖南吉首93非法集资事件、重庆巫溪919车祸事件、河北省廊坊1019铁路征地事件、江西铜鼓县1024山林纠纷事件、深圳宝安区117对讲机砸人事件、湖北武汉1118下岗职工上访事件、重庆开县1121村民煤矿冲突事件、广东东莞1125劳资纠纷事件……
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