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进萧山区教育一支部 倪丽芳

1993年那个秋风吹起的日子，我在父亲的陪同下拎着网兜、背着书包穿过梧桐树的浓阴，踏进西河路206号那扇斑驳的白铁门。拐过曲折的门房，映入眼帘的是两楼中间小广场上，一座白色的半身石雕像稳稳坐在小池旁，面相清俊，眼镜长袍。石像基座上书“陶行知”三个鎏金大字，笔画粗壮有力，略倾斜，有些汉碑的味道。越过小池，是个长长的宣传栏，一头又是鎏金的几行字：“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同样的字体，同样的署名。只可惜，那会儿，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学校的楼，散落在校园里，新旧不一，高低不一，与别处差不多。差得多的，便是几乎每楼，都有漂亮的匾额，上书楼名并带署名，或俊逸、或古朴、或端庄。

学校还有几处小景，也颇有韵味。教学楼与教工宿舍的间隔，是一个挨挨挤挤的植物园；健身房前后，各有一棵浓浓郁郁的大樟树，操场西边，是一墙藤藤蔓蔓的围墙，矮蔷薇在墙里开放，西河在墙外流淌。站在校园西南角的赵碑亭上，可以看到偶尔有夜航的船，逶迤而去，翻出雪白，犁出一片光亮。

开学后，通过校史课，才知道陶行知先生一生致力于中国乡村师范学校的建设，倡导“教育救国”，湘湖师范便是他的学生金海观先生在陶先生的指导下创办的。知道了金海观先生曾在战乱年代带着师生走出一条烽火湘师路，保存着学校的精神和实体；知道了学校看似普通的教室里，正有着一位位先生用激扬的文字、用震撼的音乐、用蓬勃的画作践行着“学高为师、身正为范”……

陡然间，这所学校高大深远起来，“师范”两字，便如此深深烙在我的生命里。于是，和那么多十六、七岁的农村娃一起，开始努力学习写字、说话、弹琴，准备做一名合格的小学教师。

读着、练着，我们从学妹变成了学姐。对于学校的人和事，知晓得更多了。我们怕着躲着政教处的“艾妈妈”，我们敬着爱着教务处的“陈老师”。

教务处有两位陈老师。一位是瘦瘦的小小的女陈老师，她总是在集会上跟我们说话，与她略显苍老的身影相配，是她语重心长的神情与声调。20多年过去了，已经记不得她一次次说了些什么，但总记得她那郑重、认真的眼神与表情，有提醒、有批评，有期待，也有希望。在她的一次次叮咛中，我们这些半大的娃，又一次静下心，练起粉笔字、拿起推普本，横平竖直，平舌翘舌，专心练，苦心练。

还有一位男陈老师，是个年轻的书生，也戴着眼镜，印象里总穿着一件深色夹克。因我们的文选老师中途辞职，所以有一段时间，我们的文选课是这位也来上几节，那位也来上几节。从二年级第二学期起，陈老师来了，我们便有了固定的文选教师。我素来喜欢文科，所以对语文课格外重视，老师讲的、写的，几乎是字字上心。在这样的期待下，老师备课是认真还是敷衍，老师的才情是自己的还是拿来的，虽不能一眼明了，但一两节课下来，也是清清楚楚的事。而陈老师的语文课，便是给我极大的享受，乃至受益终生。他个子不高，但说到激动处，音调总是高上去、高上去；他不算魁梧，但行书大气潇洒，犹如惊龙。课堂上旁征博引，超越了薄薄的语文书，指引着我们到学校图书馆寻觅，甚至到市心桥边的区图书馆大快朵颐。有一次还让我们到阶梯教室观赏《阿甘正传》，农村娃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美国大片”，还讨论主题。班级辩论赛前，老师找出录像带，让我们观摩狮城舌辩，领略到复旦才女姜丰的犀利与敏捷……

两位陈老师，一位叮嘱每一位师范生脚踏实地；一位鼓励每一位学生志存高远。而这两位，恰恰，就是我生命里，最早跟我有交集的“民进人”。

教书20年后的2016年，我也加入了中国民主促进会，成为光荣的民进一员。这于我而言，是一个奖赏。陶行知，金海观、陈红、陈金良……是我的前辈，是我的师长，也是我的榜样——一岗双责，书生报国：做好小事，做好本职工作，把教育事业当做自己一生的志业；关心大事，服务社会，发挥参政议政职能。正是因为此，我身为“小教师”做了一些“大事”：2018年初，我接受杭州市教育局委派，担任河上小学乡村名师工作室导师，奔波百里每月一次主题研训，只为均衡城乡教育尽一份绵薄之力；多次接受上级安排送教支教不推诿不拒绝，只为自己是“民进教育人”。

奔腾钱江浪，悠悠湘湖水，从战争年代到和平年代，沿着前辈的脚印，走进教室为学生的师，走出教室为国家的兵，不改湘师魂，延续民进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