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民主促进会成立前后约一年的时间里，民主先驱郑振铎以极大的热情，不遗余力地投身于民主运动，包括筹建民进、主编《民主》周刊和参加有关社会活动，几乎完全搁置了作为
《跋<心史>》是郑振铎为宋末怪人郑思肖的奇书《心史》写的跋文，短小精悍，不足2000字，旨在辨正《心史》不是有些人所说的“伪书”，从而寄托作者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心史》又称“铁函心史”，它的传世充满着神秘的传奇色彩，被称为“天下第一奇书”；它的作者郑思肖也被视为“怪人”。
郑思肖，宋末遗民诗人，太学上舍生，即国家最高学府毕业生；祖籍福建，生于杭州，终老苏州。原名少因，字忆翁，号所南，都有特殊的含义。“忆翁”表示对故国的怀念；“思肖”即“思赵”，宋朝皇帝姓赵，“赵”的繁体字右边是“肖”；“所南”即“向南”，南宋的国都杭州在南方。他给自己的居室取名“本穴世界”，“本”字下边的“十”移到“穴”字中间，是“大宋”二字，“本穴世界”即“大宋世界”。他曾把自己的作品称“大无工十空经”，“空”字去“工”加“十”，组成“宋”字，“大无工十空经”即“大宋经”。他“坐必南向”，常“野哭而南向拜”。灭亡南宋的蒙古贵族是“北人”，所以郑思肖“闻北语，必掩耳亟走”。他的诗文里从来不用“元”字，“盖恶其为胡元国号而去之”。宋朝宗室、书法家赵孟頫曾与他友好，后来到元朝任职，郑即声明与之绝交。他还是一个颇有名气的画家，“善画兰，疏花简叶，不求甚工”，所画的兰花均无根土，他的解释是：“地被番人夺去，汝尤不知邪？”有元朝达官向他索画，他答：“头可砟，兰不可画！”郑思肖终生不婚不宦，无一官半职，却坚贞不渝地践行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志向和气节，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高尚品格。他无力回天，晚年病危时，嘱咐身边的友人，给他立个牌位，上书“大宋不忠不孝郑思肖”，表示愧对朝廷，愧对父母。人们评论郑思肖“刚介有志，忠怨孤愤”、“独矢忠贞，不改其度”、“清风高洁，接迹东篱”。“东篱”指陶渊明。至于他的“怪”和“迂”，人们给予了充分的谅解。
郑思肖一生写过大量诗文，早期的诗歌多亡佚。他把自己不同时期的作品编为《咸淳集》、《大义集》、《中兴集》（二卷）、《久久书》、《大义略叙》、《杂文》，凡七卷，合称《心史》，他的作品形象的记录了宋亡的历史，是“故宋之春秋”，堪称“诗史”。宋亡以后，郑思肖坚持使用宋恭帝德祐年号。德祐9年（1283年）四月初八，他把《心史》层层加封，装入一只铁盒中，秘密地沉入苏州承天寺的一口古井中，没有任何人知道。岁月流逝，改朝换代，经过漫长的356年之后，直至明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崇祯8年（1638年），吴中大旱，为解决饮水困难，寺僧整修承天寺古井，竟意外地发现了井底的铁函。文献记载：“外铁函，函内石灰，灰内锡匣，匣内生漆（蜡），书摺成卷，书曰‘心史’。”内外封条写“大宋故臣郑思肖百拜封”、“大宋世界无穷无极，大宋铁函经”、“德祐九年佛生日封”、“此书出日一切皆吉”。纸质书稿，深井之下水浸泥蚀，历三个多世纪，重见天日，仍“楮墨如新”、“书香触手”，不能不“叹为奇绝”。人们感叹：“莫非鬼神呵护，几数百年无恙而忽现。神乎神乎！”人们想象：“殆忠义能通神明矣！”人们相信，“自古以来有沉之九渊而不浸渍者，盖天地间万物可毁，唯有忠义之气托于文字亘古不化。”于是，人们建祠纪念这位忠肝义胆、矢志不渝的爱国诗人。
《心史》以亡国孤忠的悲情和血泪，抒写了诗人对故国的无限赤诚和怀念，揭露了元蒙入侵者的残暴、野蛮和罪行，展示了铁蹄蹂躏下的百姓的苦难和辛酸，嘲讽了贪生怕死的民族败类的卑微和丑恶。诗人表白：“口诵圣人书，立身仁义间”，“赤心怀赵日”、“终身祗宋民”，“梦中亦问朝廷事”、“田海虽迁志不磨”。他一介书生，却想投笔从戎：“如今好弃毛锥子，望北长驱马一鞭”。他终究不能挽狂澜于既倒，“倍怀哀痛，直若锋刃之加于心，苦语流出肺腑间”，“痛恨未能生报国”，“哭天无地夜魂愁”；“此身不得为男子，空活人间九十年”。元蒙南侵，是野蛮民族对文明地域的践踏，诗人的所见所感是：“城外荡荡为丘墟，积骸漂血弥田里”；“天地腥羶社稷毁，万邦赤子病流漓”；“天下黄金归朔漠”，“生民涂炭果如何”；“泪和江水流成海，恨似山峰插入天”。在《大义略叙》里，郑思肖在歌颂文天祥、陆秀夫等忠臣义士的同时，怒斥吕文焕、范文虎、留梦炎等辈折腰事敌、卖国求荣的卑劣行径，把他们称之为“地去人形兽，春开鬼面花”。
《心史》惊现古井，举世诧异，“士大夫惊异传诵，为古今所未有”，忠义之士“至于痛哭流涕。”旷世奇书，行于天下。然而，“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自清以降，关于《心史》的“伪书说”，时有所闻，以乾隆朝《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为典型，影响亦最深广，以为“必此明末好异之徒，作此为欺世，而故为眩乱之辞者。”而此前的全祖望则认为“吴儿喜欺人，至今谬称眢井旧物，以索高价。”袁枚则提出“年历二百，纸墨断无不坏之理”。“伪书说”否认《心史》的真实存在，认为是苏州有人利令智昏，伪造了一本书稿，导演了一出井中出书的闹剧，以提高书稿的价格，赚取更多的钱。《心史》被官方认定为欺世盗名的“伪书”，继而被列入“全毁”书目也就不足为奇了。
针对“伪书说”，郑振铎提出辨正。首先，他引用了《心史》中《久久书》里一段300多字“泪枯流胆，心亦凝血”的文字，提出它决不可能是一般人所能写出的“作伪欺世之文”。其二，《心史》充溢着故宋遗民对异族入侵者的诅咒，清朝同元朝一样，都是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和南方汉族的统治。故清朝统治者及其一些文人必然痛恨《心史》“骂虏太甚，攻夷太切，嫉胡太深”，从而一口咬定《心史》是“伪书”，这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而后人乃为所蒙蔽”。其三，清朝“文禁立严，文网大密”，一般士人不可能胆大妄为，在政治高压下“公然刊布此禁书”。《心史》从明至清，得到广泛传布，这种事实本身也正好说明它不是胡编乱造的“伪书”。郑振铎还进一步指出，《心史》传世后，人们发现郑思肖还有诸多著述未见于该书，“知所佚者多矣”，“当从他本补写足之”。在驳斥“伪书说”时，郑振铎引用了前人在文学评论中常用的一句话：“借他人酒杯，浇胸中块垒”。清朝士人传颂《心史》，意在表达对满清统治的不满，而统治者力主“伪书说”则是为了压制、封杀士人不满异族统治的舆论。
文学不等于政治，但又往往与政治有或明或暗、或强或弱的联系，这是早已被古今中外文学事实证明了的基本规律。郑振铎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刚刚结束，烽火连天中的炮声还在耳边回响、记忆犹新的时候，来评论《心史》，又何尝不是“借他人酒杯，浇胸中决垒”呢！14年中，日本侵略者点燃的战争毒焰燃遍了神州大地，千千万万爱国将士和平民的生命被剥夺，国民经济遭受前所未有的破坏，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华儿女同仇敌忾，在爱国主义的光辉旗帜下，浴血奋战，付出沉重的代价，捍卫了自己的国家。这种强烈而深沉的爱国主义精神与郑思肖的家国之忧是息息相通，一脉相承的。郑振铎在《跋<心史>》中所寄寓的正是这种源远流长、万古不灭的爱国情怀，诚如郁达夫的告诫：“劝君珍重千秋笔，牢记遗民井底心”。
作者：民进温州市委会 陈晓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