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一辈的民进工作者，都有一种良好的自觉，“以发扬民主精神推进中国民主政治之实践”。
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都意识到自己的爱国情怀和社会责任，具有一种担当。他们重视实践，是社会活动家型的人格，不骂娘而来改造、建设，不意淫而来操作，不喊口号来谋个人利益，他们意识到社会的弊端，为此积极寻求疗救的办法。他们的选择，我们敬仰。这种优良传统，值得我们好好来继承，发扬。一个社会，如果文化精英们都坐而论道，而不重视实践，没有行动能力，那就是阳痿，是可悲的。
1897年，金海观出生在浙江诸暨，1921年毕业于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专修科，后又就读东南大学，先后任教于河南第一师范、江苏第七师范、开封北仓女中、浙江第四中学、安徽第一女中，担任第四中山大学实验学校校长和成都大学教授，中华书局编辑等职，参加《中国教育辞典》的编写。1932年2月，出任浙江湘湖师范学校（下简称“湘师”）校长。金海观主持校务后，继承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并大胆创新，提倡“教学相长，手脑并用”，推行做、学、教三位一体的工学制的教育改革实验，并开展军事体育、音乐、文艺、农村调查、扫除文盲等课外活动与乡村建设，使学校与社会相结合。在校四周村落设立多所小学，实行“小先生制”，培养了大批适应乡村教育改造乡村的新教师。他的社会实验，主要内容为培养学生从农工生活和教育生活着手，注重生产劳动教育和文化科学知识教育，实行工学合一，以学为主，兼学农工，一专多能。
在那个积贫积弱积愚的年代，教育就是一个民族的希望，一个社会最重要的进步体现。当时的教育和今天的基础教育完全不同，它几乎就是一个新的变革姿态，一个新的社会形态的确立过程，和一个社会模型的建立并试验的过程。因为那时的乡村，是愚昧的集散地，是现代观念和文明刀枪不入的板滞地带，改变那里的一切，就是最好的社会改革。金海观学高身正，生活俭朴，平易近人，湘师学生在其熏陶下，勤奋好学，吃苦耐劳。抗战8年，他率领师生迁至义乌、松阳、庆元、景宁等地，七易校址，师生卧薪尝胆，开展抗日救亡，金海观为校务、经费四处奔波。抗战胜利，回迁萧山，他支持和鼓励师生投身革命。解放后，他继任校长。兼任萧山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委会副主席和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候补委员和杭州市常委，省筹委会秘书长，省人大代表和省政协常委、中国教育工会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等职。
他在浙江民进是很有影响力的一位先辈。
民进萧山县委会是当时民进乃至各民主党派在全国的第一个县级地方组织。成立时有会员31人，其中18人是湘师和其附小的教师，如唐廷仁、周汉、吕凌娟、寿子野、邵士珂、赖士明、陈秀如（金海观夫人）等，都是与金海观从南迁路上一起过来的。时任湘师附小工会主席的章迎正说，我们是因为金海观而参加民进的。不久，金海观赴省筹委会任职。这位旗帜性的人物，其影响不局限于民进组织内，也不限于教育领域内，他和当时的整个社会运动有一个整体化的互动运作态势，他接受了新思想，躬行新观念，操作新主张，当时新中国正在兴建过程中，百废待兴，有责任感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都当仁不让地把社会建设作为己任。乡村教育对中国乡村社会组织形态就是一个有针对的运动，它的社会组织变革模型的确立，所引发的社会改良、社会变革的意义非常重大。
新文化运动后，铁路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风起云涌，金海观等一批知识分子以乡教运动为路径来振兴最广大的乡村区域。这位农民的儿子，早年参加“少年中国学会”，提出民主与教育的辩证关系（《德谟克拉西的发达和他对于教育的关系》一文，《中华民国教育史》将其与北京高师的《平民教育》和蒋梦麟的论著相提并论），主张以教育改造社会，“立己达人”。为之奋斗36年，他的许多理论与实践值得总结。1920年3月，金海观撰写《寺观篇》《农团篇》在《少年社会》上发表，提出农民、农村的教育、改良问题与方案。7月在《中华教育界》发表《丹麦的乡村教育》，具有里程碑意义：“1864年，丹麦和普奥联兵开战，结果失去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两县，于是国民都觉悟起来，晓得要振兴丹麦，不从教育下手不行了”，“我们浙江有36680方里，要比丹麦大两倍多。”1932年8月，宣言书《乡教运动的展望》登在复刊的《湘湖生活》上：他要叫顽石点头，锄头跳舞，教天女散花于沙漠之中，教龙虎降伏于肘腋之下，“天降大任于斯人”，民族的重荣，祖国的复兴，要全靠着他了。婴儿为谁，就是未来的“乡教运动”。
面对西方的军事、政治、文化排山倒海般地冲击，进步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失去信心，将民族复兴的梦想栽种到各种形态的“民主”“科学”之上。金海观申明的“乡教运动”，与晓庄师范未竟的事业一致。“乡村学校，应为社会的中心；乡村学校的教师，应能做乡村社会的灵魂”。犹如一位总指挥调整战略，组织总攻：“我们觉得不必专事惋惜”，“要等待第二胎的坠地”，“北则有山东之‘乡村建设’运动；中则有江浙一带之‘乡村改进’运动；南至粤，桂，西至巴，蜀；都有胎动的表示……《湘湖生活》又继续出版……乡教运动已转入第二个时期”，从其表述可以看出，金海观把自己的乡村教育，称为“乡村改进”。所以我们也不能局限在教育范畴内来审视他的社会变革意图。当时《湘湖生活》在国内公开发行，订数曾高达6000份。
湘师是金海观的社会活动平台，他的人生价值在这里得以实现。1928年2月国立第三中山大学（即浙大）校长蒋梦麟，秘书长刘大白和国民党省党部要员沈定一，商定创办乡村师范学校：“浙大鉴于师资缺乏……爰拟先成立乡村师范一所，树立全省的模范。”筚路蓝缕，1932年2月，由郑晓沧等推荐，陈布雷任命，金海观到湘师。沈定一、蒋梦麟、刘大白、俞子夷、陶行知、梁漱溟、郑晓沧等文化名人，都曾光耀湘师。湘湖成为中国“乡教运动”的基地，湘师成为享誉海内外的名校，金海观成了乡村教育的代名词。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发、周恩来签署任命金海观为浙江省政府文化教育工作委员会委员。
金海观《丹麦的乡村教育》，被近年乡村教育运动史的研究者视为倡导乡村教育的最早文献。杜威来华演讲后《杜威教育哲学》出版，金海观列在该书四位笔记者之首。
金海观“乡教运动”思想极具前瞻性。“此未来的学校中，可教青年及老年人以改良乡村生活的实际方法，使乡村生活为优美的、智慧的、有效的、休养的、健康的及快乐的一种生活”，1921年6月金海观翻译美国盖智的《未来之乡村学校》。他还广泛涉猎国外近代教育史上如裴斯泰洛奇、赫尔巴特、福禄贝尔、蒙台梭利、蒙田、斯宾塞、罗素的理论，研究杜威，革故鼎新，为中国社会变革找到新路。为什么要发展乡村教育，金海观莅任的当年11月向遂昌全城小学教师阐述中国农村病象：“中国是一个农业国，照理，农产物至少应该自给的；但是近年以来……年年从美国、暹罗、安南等处输入大宗米麦”，“识字教育不普及，文盲数量为世界任何国家所比不上；学龄儿童大部分未能入学……死亡率高于任何国家；迷信之风盛行，为革新的障碍；政治力量薄弱，盗窃未能灭迹；鸦片红丸等毒物未能肃清，而遗患匪浅。”他要“唤起民众来共同奋斗求中国之自由平等”：“乡村民众倘能唤起，为量则占80%以上，生产能力极强的人比比皆是，实在是民族复兴运动中的生力军。教育界的领袖们，何不下乡来唤起这三万万以上的基本民众？”1934年11月，《中等以上学校一律下乡的提议》载于校刊《锄声》和《中华教育界》。他倡建校外服务学生视导制度，长期联络校友，其足迹遍及全省16个县的乡村。
他创新“工学制试验班”，其《纲要》载《中华教育界》。“近来言中国教育者，多主张施行生产教育、劳动教育以及社会化、革命化、科学化的教育；然议论虽多，求其有一具体计划，按程计功，以客观的事实昭示吾人者寥若晨星。本校为贯彻此种主张起见，因有工学班的施行，其目标如下……”。在他实践的校园里，建有科学、农艺、图书等馆舍及农业试验处、气象站、医务室等，农场200余亩，工艺馆内有造纸、缝纫、酿造等工场。工学制班办得很红火，吸引省内外参观者，郁达夫等名人也来演讲。金海观布衣布鞋，与学生共就餐、筑堤、挖池、掘藕等。1937年春季，男生在杭军训，他头戴草帽，衣着土布制服，足穿草鞋前去，竟被守门的挡在南星桥军训集中营外。
在这里，我们完全可以看出金海观筹建的一个乌托邦世界，他建设的乡村中国社会图景。这里的学校早不再是一所学校，而是一个社会场景，一个他心目里的天堂，一个中国社会最大人口所在的乡村美丽天堂：男耕女织，人人平等，人人有文化知识。当年学校声誉鹊起，社会影响非常巨大，而招生却有限。他的叔父带着儿子挑着铺盖行李，从百里之外来报考，结果是“原轿返回”。当年学校与外界联系的惟一渠道是邮路，招生期间，金海观将所有的公私信函堆置案头，待招生录取结束后再拆封，一一予以回复。他这做法，分明就是倡导一种社会公平。湘师的大教育方针福荫湘湖沿岸各村落，乡教运动，包括普及文化教育，帮助成立消费和生产合作社，防治流行的姜片虫病，办理卫生经济事业等等。还设村生活改进区，开展生计、公民、识字和康乐教育。村民拜神求佛的神殿被辟为“文化中心”，设书报阅览地，校医为患瘌痢头、红眼病、麻风病的孩子、村民换药，配药；农户家的粪缸被迁移，拓为大道。这样的乡村社会试验，从一村扩大为一乡。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金海观分明是在实践一个庞大的社会理想。
他们成立湘湖初等教育试验区和工学互助社，建立湘湖流浪儿童教养所。沿岸村落的附小创办增至10所，代县办4所，1937年在校学生862人。湘湖医院4年内接出诊近三万人次，病人包括杭绍地区。《湘东乡生活改进实验区计划》覆盖33个村，超过中华职教社所办徐公桥试验区。金海观制定的《湘湖沿岸教育建设计划》《湘湖沿岸医药卫生计划》《闻家堰至义桥坦塘造林计划》《防空演习计划》《警备队防盗演习计划》等，陆续实施。后任教育部副司长的张宗麟有《中国新兴教育参观记》一文，称赞湘师的“真精神”：“我曾于十八年暑假到该校去过一次。当时除定山一部分校舍及压湖山下的神庙被校中借用而加以修理外，其余一无所有。这次看到新建的校舍很多。”金海观到任后的5年半，招生579名，毕业346人，两项分别增长2.5倍和15.7倍。“乡教运动”在压湖山落地生根，繁花似锦，既培养了改变乡村面貌的师资，又改进了周边农村环境，让民主科学新风吹进农户，让落后的中国乡村绽放全新的面貌。
1937年11月底，金海观率师生撤离湘湖，他在1938年1月松阳发行的《当日新闻》上说：“在这个时候，国人只有一条出路就是抗战胜利。要抗战胜利，只有一个法门，就是精诚团结，奋斗到底。社会各阶层各职团，应该分工合作，各尽一分子力量来完成争取民族生存的伟业，决不可中途退缩，自行停顿。”9月，发表《为十周年告校友书》，希望校友们“记住你们对于民族的责任，请以你们伟大的生命，参加在民族解放的阵线里去呀！” 学校战时教学紧张有序：聘工匠制造枪械，军训实弹射击，增设投弹、防毒、救护等训练；通史课讲授历史上爱国志士、民族英雄；金海观承诺，无论抗战多久，学校决不解散，若出现“最后一课”，便率师生投笔从戎。“我校精神将如百炼之钢，而其光芒，必随时局之严重而悠久放射”，学生扩大到800余人。在抗日战争中有这样一种英雄，他们不曾拿枪，却同样捍卫着中华民族，同样与敌人做着殊死的战斗。在景宁道化，一日三餐稀粥就盐汤，学校同样注重民众教育，创制“教育担”，收留逃难孤儿，老师分工照顾，山区农民赞叹：“天下未见过这样好的读书人！”
1947年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远东区基本教育研究会议在南京召开，《湘湖师范实施基本教育工作报告》及“教育担”一副，送交大会展出。该报告的第四章为“对散居高山大岭间之山村民众办理基本教育——教育担”，就是介绍他们战时办学的全新做法，根据中国乡村实际的应变创意。
1952年，金海观加入民进，4年后赴任省筹委会专职秘书长，离开了为之倾注25年心血的湘师。金海观之于湘湖师范，犹如蔡元培之于北京大学，竺可桢之于浙江大学，其功绩永远不可磨灭。金海观痴迷于他的社会实践。调动的通知到达前他分别致函教育厅长、民进负责人俞子夷和祝琴斋，表示做民进脱产干部，非其所长。但调令既到，他还是服从，于
我们今天缅
作者：民进杭州市委会 蔡惠泉、徐社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