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百度上搜索2008年中国年度大事，首先跳出来的一定是北京奥运会和汶川地震。然而对于我而言，这一年还有一件大事，就是我终于毕业了，正式以一名“白衣天使”的身份融入社会。
5月12日，我们正在学校的大礼堂参加庄严的加冕仪式，地震毫无预兆地发生了。这个曾经为纪念南丁格尔诞辰而设立的护士节，一夜之间以另一种形式被世人所熟知、所铭记。那年的毕业季，我们除了每天关注新闻里滚动播报的汶川灾区的最新情况，以学生特有的稚嫩方式为逝者哀悼，并捐出自己微博的零花钱之外，能做的其实并不多；更多的是心中的忐忑，如壶里煮沸的开水，翻滚着、叫嚣着，却不知道未来的出口在哪儿。所以当然也不会料到，那些出现在电视上遥不可及的抗震英雄里，竟包括了我日后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人。
8月8日，恰逢北京奥运会开幕，我踩着5公分的高跟鞋到医院报到。晨会上，护士长跟大家介绍我时，很友善地加了“优秀”两个字作为前缀。不料席间传来一道半开玩笑半认真、却丝毫不容反驳的浑厚声音：“再优秀也只能代表过去，我们要看的是将来！”原本刚想抬起的头只能垂得更低。我永远会记住这个在我还来不及表示谦虚就给我当头棒喝的人——我的上司，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心胸外科主任、民进省儿童医院支部主任李建华。
对于李建华主任的后一个头衔，其实是我多年之后才发现的“秘密”。关于“民进”，当时我脑海里储存着的仅限于学生时期政治课上老师字正腔圆的解读，对于生活中具体的人物可以说是零接触、零了解，更不会料到，之后自己的职业生涯、人生价值导向，竟会被这样一个人、一支团队所影响、所引导，让我走向了一条“不归途”。
作为当年科里唯一的一位新人，为李建华主任外出参加义诊充当跟班的“重任”大多自然地落到了我头上。义诊中，除李主任之外，消化内科的陈洁主任是我接触到的第一位“大腕”。对于当时还是职场菜鸟的我来说，陈洁主任简直就是“女神”一样的存在，她吸引我的不是诸如中华医学会儿科分会消化学组组长、国际权威儿科杂志编委之类响当当的头衔，而是她响彻国内外的专业技术及权威论著；她看病时的严肃、对待患儿时的温柔，总能引起我效仿的欲望，这或许就是所谓的“榜样力量”吧。曾经我一度想要逃离自己这份只能穿平底护士鞋，举手投足都有着严格约束的工作，但当我听到陈洁主任那句“我人生中最大的收获就是，我成为了我想要成为的人，一个有能力有善心的人”时，忽然有种茅塞顿开的感觉。人生往往就是这样，苦思冥想了很多年都参悟不了的未来，突然就在某一个瞬间，因为某一句话而豁然开朗。我第一次决定，要栓住自己的内心，在护士的岗位上成为一名“有能力有善心”的人。当然，我当时以为所谓的“善心”，指的仅仅是治病救人，并不知道她和李主任一样，还有着另一重身份。
随着参加义诊的次数越来越多，我也渐渐喜欢上了这项“苦差”。虽然有时会占据自己的休息时间，但想想这些专家们又何尝不是呢？起码我可以跟着他们去很多我从未去过的地方。这些地方总是比较落后，医疗技术不发达，来看病的小朋友看到我们怯生生的，但家长都非常热情，嘴里不停地说着“谢谢”。有时候，李主任会直接将一些急需手术的孩子带回医院治疗，我不止一次亲眼看到有家长想要下跪向李主任磕头谢恩。每当看到这样的场景，我身上的每个毛孔都散发着自豪，仿佛自己也参与了救治。但我也渐渐发现，为这些贫困落后地区的孩子们无偿看病的面孔，换来换去的都是同一拨人。他们轮番出诊，似乎总是随叫随到，并且每次医院有大事件发生，比如2009年H1N1甲型流感病毒爆发流行、每年春夏手足口病流行的时候，我总能看到他们的身影，仿佛人身上超高灵敏度的防御系统，一打喷嚏就会自动出现。
我心中的种种谜团，终于在2011年的一次机缘巧合中解开了。当时正值手足口病流行，无意间听护士长提起说要去杭州市儿童福利院充当志愿者，刚好那天我休息，就跟着一起前往。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走进儿童福利院，从未想到在这个文明且温暖的城市里，居然会有这么多的孤儿！而且几乎每个孩子看起来都跟正常的孩子都不太一样，或唇裂，或呆傻，或双脚畸形不能行走；每个保育员要哄好几个孩子，部分孩子已经被分隔开来。更让我吃惊的是，我竟然看到了李主任和陈主任，还有平日里参加义诊的好几名医生。但他们根本无暇顾及我的存在，忙着给每位孩子检查、听诊，向保育员讲解注意事项……那天我们忙到很晚，回程的车上大家都累得不愿说话，只有护士长抵不住我再三哀求向我娓娓道来。原来，我平日里看到的这些同时出现的面孔真的不是巧合，他们都来自一个团队，叫做民进儿院支部；这也不是他们第一次在杭州儿童福利院开展社会服务，截至2011年，他们已经为福利院提供服务长达14年之久，风雨无阻，持之以恒，十几年如一日。在全国范围内，更有多达十几家福利院的孤残儿童每年都受益于他们的社会服务，我跟随他们开展的下乡义诊活动不过沧海一粟，他们义诊、讲学的足迹早已遍布省内各地市和新疆、西藏、内蒙、河南、广东、广西等十几个省、几十个市，可谓遍地开花。
我刹那间明白，为什么科室里会建立两个爱心病房，并且只用来收治福利院的孤残儿童。这两个病房常年爆满，前来照顾患儿的保育员来自全国各地，甚至经常有外国志愿者参与，其中包括“南非妈妈”Amanda，在她2012年病逝时，科室里曾经笼罩着一层挥之不去的阴霾。我也终于明白，科室里那些“爱无国界基金会”、“新希望基金会”、“爱佑基金会”、“西安海星基金会”等诸多基金会“指定医疗机构”的牌匾都不是凭空挂上去的，这背后是一条条因身患重症而被遗弃的生命被李主任妙手回春一一挽回的感人故事。因为李主任的善行与医术，才会有这些源源不断慕名而来的基金会。护士长告诉我，自她上任与李主任共事至今，与这些基金会共同合作救治了逾500名孤残儿童。我以为时代在发展，被遗弃的孤残儿童只会越来越少，不料躬逢其盛，所幸有像李主任这样的民进人。
护士长说，“我不是民进会员，但这些年看着他们对贫困儿童、对孤残儿童不遗余力的付出，我常常觉得自惭形秽，很多时候看他们做的实在太多了，我才会忍不住帮点小忙，比如今天，比如汶川地震的时候”。原来汶川地震发生后，当我对着电视看新闻时，他们正在如火如荼地参加灾区的医疗救援工作，并将送到医院的灾区小病患一一安置，为他们手术、治疗、募捐，全员出动为他们提供一对一的生活照顾及心理治疗，直至他们痊愈返乡。说起来只有三两句话，电视上放的也更像是场记，但那几个月里，故事每天都在真实地上演，许多人连自己或自家孩子生病了也顾不上。不用脑补，光听护士长描述的那些简单画面，足以让我热泪盈眶。
“他们的队伍里其实也有护士，其中一个你肯定在活动中见过。”护士长说着往我左前方一指。没错，那位护士我认识，她就是2015年首届浙江大学“好护士”获得者楼晓芳，她32年护士生涯取得的卓越成绩，成就了儿院护士队伍里的传奇。她是民进儿院支部的一员，也时时参加支部里的每一个活动。坦白说，32年是一个我不敢企及的数字，工作短短几年，我就已经出现了职业倦怠，当初想要成为一名“有能力有善心”白衣天使的愿望也因为太过频繁的加班、夜班，以及遭遇了一些恶言相向的家长后再次出现了迷茫与动摇。我猛然觉得有些无地自容，我想护士长所谓的“帮点小忙”，也绝不是心血来潮，而是和我一样，曾经在某一个瞬间被这群人感动和感染，他们就像是镜子，四目相对，总让人想要成为更美好的自己。
护士长不是第一个，我也不是最后一个。民进儿院支部成立60年，从当初的3名会员发展到现在的近70人，所有与他们志同道合的人都争相加入了他们的队伍，其中大多都是各自专业领域的骨干人才，还有区人大代表、区政协委员。他们用自己的专业技术奉献爱心，结对助困，投身公益，将行善之路越拓越宽，甚至将爱和希望送到了国外。支部副主任戴宇文医师就担任了中国第23批援马里医疗队的副队长，在当地开展医疗和科教培工作，还起草了埃博拉防控预案，为打好埃博拉防控战役做出了积极贡献。儿院民进人的善心、善行、善举赢得了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赞誉，支部连续13年被民进浙江省委会评为“省级先进集体”，连续3年被评为省级年度先进支部，获得“民进浙江省社会服务先进集体”以及“全国思想宣传工作先进支部”等等。
不得不提的是，这些荣誉的获得，都跟当初那个给我当头棒喝的人有着莫大的关系。作为浙江省儿童福利院理事的李建华主任，担任了近20家基金会的顾问，接收到的关于孤残儿童救助的电子邮件多达几千封，在他手中痊愈的已不计其数。2010年，爱无国界基金会为他颁发了“卓越医生奖”。作为民进儿院支部主任，同时也是连续三届下城区政协常委，他撰写的提案均得到了政府及有关部门的重视和支持，两次获得“双好”委员及2012年首届“政协积极分子”。
曾经的李主任在我眼里总是笑里藏刀的模样，跟他打招呼他都是笑笑的，但那双眼睛就像是摄片机，总让我感觉能把人透视得只剩下一副骨架。多年共事之后我才明白，他有多么目光如炬，就折射了他肩负的多少责任，他脸上多少云淡风轻，就经历了多少生命的起承转合，喟然长叹。而今，他在我心中更像是普罗米修斯，永远进行着自己的事业，不知疲倦。
对于历史来说，我们都只是其中一个，不管走得快还是走得慢，都走不过时间，也走不出时代。对于民进儿院支部来说，我也只是一名旁观者，有幸见证了他们六分之一时代的发展。但因为这一段缘分，才让我没有匆匆跟在时光的背后，沦落成为岁月的奴隶。挥别曾经不知明日为何的懵懂小护士，我以最短的时间成为了一名主管护师，空与不空，我也会“帮点小忙”，不其然获得了“浙大优秀志愿者”的称号。民进的同事与上司教会我，一善染心，万劫不朽，百灯旷照，千里通明。
民进人在我心中，永远有着不可取代也不能磨灭的位置。
来源：省直支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