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促进会是马叙伦、郑振铎等老一辈学者在1945年发起成立的。当时，他们放下手中的笔，以国家的和平、统一和民主为己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抗日救亡斗争，积极反对内战和独裁，争取民族独立和民主，终于迎来全国解放和中国民主政治之实现。这些老一辈民进领导人都是民族的精英，是我心中的偶像。

正因为崇拜他们，所以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在台州地区文管会工作时，即经人介绍参加了刚成立的临海市民进支部。入会以后，我就想着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为台州文化事业贡献一分力量。

当时，我具体负责台州文史工作，编写《台州史迹》、《台州风俗》、《台州历代文化名人》等书，并编辑《台州史学》报。同时，兼任地区文联《括苍》文艺双月刊编辑，负责编散文方面。1985年，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发文在全国开展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民间故事、民间歌谣、民间谚语）的搜集整理工作。我又具体负责台州地区的三套集成工作，指导各县搜集整理。历时5年，编成《台州地区民间文学集成》，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同时，还与人合编《桃源洞》、《夫人峰》两本书，弘扬台州民间文艺。我的工作得到了上级领导的好评，1988年，我获得了由国家文化部颁发的“艺术科学国家重点研究项目文艺集成志书编纂奖”。

到台州文管会后，我的工作环境虽好，但多年来，对天台山文化的热爱从未褪去，为故乡天台文史做些工作的的想法在我的心中也越来越强烈！1988年，天台县人民政府将我作为引进人才，从地区文管会引进到天台县志办公室工作，先后任《天台县志》副总纂、总纂。我认真查找史料，注重下乡实地调查。同时，深入钻研方志理论，时时在省级以上杂志发表理论文章，如《方志人物志写作探讨》、《论民间传说如何入志问题》、《评张联元<天台山全志>》、《县志文化篇的编写方法》等论文，在方志界引起一定反响。1995年，我与县志同仁同心协力编成新《天台县志》，此书获浙江省志书二等奖。在工作之余，还撰写了《天台山风物志》一书，此书亦获浙江省社科类地方志书奖。

我对天台宗历史的研究，始于1986年。其时台州文化局方山局长让我写一篇关于智者大师的文章，在寻找资料过程中，我发觉天台宗博大精深，体系庞大，既有哲学，也有宗教，既有理论，还有实践，是中国人成功改造印度佛学的典型范例，在东亚文化圈影响很大。鉴于当时天台宗研究还是一个亟待开拓的学术研究领域，我下定决心要为它寻龙择脉。在编纂《天台县志》的同时，我还应邀编写《高明寺志》和《国清寺志》，基本梳理了高明、国清二寺的天台宗传承法系、史迹、僧传等；并于1991年撰成《天台山风物志》一书，通过介绍天台山三教共融以及历代文人崇佛慕道之风气，从侧面反映天台宗之所以在天台山扎根和盛大之地域因缘。同时，我又将天台山佛、道文化放在中国文化发展史的大视野中进行观照，写成《天台山历代佛道盛况考析》（1994）一文，论述了天台山历代佛、道发展情况（包括寺观、经籍、传承），以及促成天台山佛、道两教发展的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这篇文章也就成了我后来撰写天台山佛、道二教专史的写作纲要。随后，我在对天台宗教观史迹的认识过程中不断深化和系统化，逐步写成了《中国佛学天台宗发展史》一书，嗣经不断补充新的材料，吸取新的方法，拓展新领域，增加新内容，于1996年交付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出版。这是我第一本关于天台宗的学术专著，高振农教授认为：该书“在论述天台宗的发展史时，既按历史顺序，从大乘龙树学的传入及其发展写起，到近代的天台宗结束，进行了全面的论述；又突出重点，对智者大师的创宗、唐代天台宗对其他各宗的影响、宋代天台宗山家山外的论诤、现代天台宗在海外的弘传等，作了重点的阐明。这是继台湾慧岳法师《天台教学史》（1983）之后，大陆研究天台宗发展体系的一本较好的著作。”

为了进一步研究天台宗的教义，1997年底，我应普陀山佛教文化研究所的邀请，赴普陀山专心研究天台宗。同时，担任研究所办公室主任、研究员、天台宗硕士生导师，培养了一批佛学研究人才。

当时，我已60多岁，很多人对我整天埋头故纸的生活不理解，常对我说：“您大可安享晚年，何必辛劳如此！”我摇头苦笑，暗自感叹：真所谓“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我忧的是早在唐宋年间被日本高僧最澄誉为尽善尽美的天台宗，明清以来却遭冷落，未引起佛教界的足够重视；求的是如何进一步领会台宗一心三观的真义，并使之贴近社会，而得以重兴。这才是我的目的。

在普陀期间，我为探析佛学疑义，经常参访高僧大德，请教学术大家；为找寻资料，不惮长途跋涉、栉风沐雨。我对天台宗著名古刹以及历代天台大师重要的文物、史迹，一一进行实地考察和探讨。根据丰富、多样的实物与资料，作了仔细对比，通过严谨考证，我肯定了很多翔实的史迹，并提出自己的见地。例如，明清以来，传承天台宗的法系，源于国清寺和高明寺。高明寺法脉，过去一直认为藕益智旭的灵峰支是唯一的真传人。日本《望月佛教大辞典》和台湾慧岳法师著的《天台教学史》等权威性著作，都是这样记载的。我从香港觉光大师的法裔净旻法师处得到一份天台宗法券，这份法券是温州佛教学者李德生珍藏，后传给弟子宋智明。法券中记载的高明寺天台宗法脉，确实午亭正时一支，这一支与藕益智旭同时，是传灯大师的真传，并且至今仍活跃在台温一带。这一发现是天台宗佛教史上的大事，也是迄今中外佛教史籍中所未曾记载而十分重要的大事。2001年，我就此事在北京《佛学研究》发表了研究性文章，引起了佛教界的重视，也大大扩大了天台山国清寺和高明寺的影响。

同时，我还对天台宗主要典籍、理论以及法系源流等，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重点研究了“天台三大部”，校释了《妙法莲华经文句》，对天台思想体悟更深；又与人合撰《中华天台宗通史》，增补《发展史》内容；还曾实地考察天台宗史迹，写成《天台宗史迹考察与典籍研究》一书；并探索中日天台宗高僧的修持方法，写成《天台宗修持与台密探索》一书。后来，我的一本介绍“天台宗的源流、教理、修持”等方面的《天台宗概说》（2004年），获台州市第四届台州文化曙光奖（社科作品）。家乡还给了我很多荣誉：2004年，被中共天台县委、县府评为“当代百名天台人”；2009年，被中共天台县委评为“60年60人”。

2009年7月，百万字的《天台集》专著3卷在全国各大书店发行，读者比较喜欢。此书概括了天台宗的方方面面，具体而微。这是我30多年心血的结晶，在天台召开首发式时，我激动得流下眼泪。

2011年，党中央十七届六中全会发出“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指示，天台山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佛、道、儒三教的名声远播海外。为了贯彻党中央的指示，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提升我县城市品位和生活品质，切实增强文化软实力和影响力，打造我县成为“东方精神家园”和“宗教文化圣地”，我觉得有必要弘扬天台山历史文化，推动我县精神文明建设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最近，由我主编的《中国名山文化丛书·天台山系列》一套5种，即将在北京出版。这是《中国名山文化丛书》中的第一套丛书，也是天台山文化的集大成之作。出版后，将大大提高天台山文化在全国名山文化中的地位。

30多年来，我共发表了150多篇论文，出版了20多种著作。现在我已经70多岁，仍被聘在天台山文化交流中心工作。我以“民进老会员”引为自豪，决心以郑振铎等老前辈为榜样，为中国名山——天台山的文化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来源：民进台州市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