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加入民进的时间是很迟了，2006年。事实上，在上世纪90年代初，我就与“民进人”有过一段温暖的接触。

上世纪90年代，我还是农村某乡校的一名青年教师，酷爱武术，每天除了上课，课余时间几乎全部用在训练上。某年，学校调入一位中年教师，身材微胖，个子略矮，皮肤黝黑。此老师姓郑，名增富，因为子女户口农转非的需要从琅琊高中调出。

郑老师给我的印象是特和蔼，特耐心，特热情，好帮助人。谁家煤气灶坏了，谁家电灯暗了，谁家自行车掉链子了，只要喊一声，郑老师立马就放下手上的活儿，欣欣然来维修。边干活边聊天，搞得大家跟一家人似的，其乐融融，特别温暖。

一次，琅琊中学几位老师过来玩儿，郑老师喊我去喝茶，他介绍那几位客人时说：“这几位，我们都是民进的。”

“民进党？”这只在电视新闻里看到过，想不到大陆也有，而且还在我身边，我用狐疑的眼光看着大家。

类似的“误会”在我加入民进组织后也多次发生。每一次我都跟郑老师一样，耐心的向“误会”者介绍中国的民主党派，介绍中国民主促进会。

那时我对政治没有兴趣，只知埋头钻研武术，与民进的相遇，也就那么偶然的一瞥，就匆匆错过了。后来，我出了几部武术专著，在武术界有了一点点影响力，就寻思着：“要办一所武术学校！”但怎么办学校，我是一点底儿都没有。

我把想法告诉给郑老师，因为郑老师有丰富的社会经验，而且特别热心肠，我相信他一定能帮上我的忙。

郑老师听了我的诉求，向我表示感谢，感谢我对他的信任，同时让我给他一天时间考虑。第二天，他想出了办法，他说：“办学校必须得当地教育局批准，因此唯一的办法就是找教育局局长。”郑老师建议我，可以给教育局局长写一封信，表达我办武术学校的意愿和初步设想。

在郑老师提议下，我给金华县教育局局长写了一封信。第二个星期，学校门口停了两辆中巴，局长带着整个教育局的人来到我校，观看了我带的学生武术队的表演。当学生表演完拳术、棍术、刀术和我创编的“抗打神功”，拳脚踢打胸腹腰背砰砰作响时，全场响起一片惊叹之声。

然而两个月后，我接到教育局通知，武术学校的创办并没有批给我，而是批给了另一所学校（这就是后来的平阳武校）。

委屈、失落、绝望，齐涌心头。当时我只知道喝闷酒，酩酊大醉，连妻子都无法劝解。妻子没办法，想到我与郑老师关系很好，就请来郑老师。郑老师说，事情还有希望呢：“我们民进也办有一所学校，我明天就请假去城里，向市里的领导问一问。”

听到这话，我“忽”的一下坐起来，吃下两大碗饭。

郑老师这一去，为我带回来一个人：民进市委会办公室主任，任有成老师。

任老师身材很高，微胖，方形白净的脸，一脸的“官相”，颇有威严感。可是他一开口，就漏了馅。他说话时，声音宏亮，带着浓重的外乡口音，一脸笑容，态度和蔼，虽有“官相”却无“官气”，不时发出爽朗的大笑声。任老师说：“我跟郑老师是老朋友了，我们都是民进的。”我们边喝茶边聊天，聊着聊着，渐渐的毫无拘束了。

因为任老师的和蔼热情，自此，我每次有机会去城里办事（那时进一趟城不是那么方便），都会到坐落在广场附近的民进市委会机关办公室去坐坐。

办公室里还有一位老师，每次见到我，总是很热情的打招呼，泡开水，停下正在做的事，与我聊天，夏天的时候还会去门口买一杯冷饮，放在我手中。他身体较瘦，说话慢声细语，两只眼睛爱眯成一条缝，他就是当时的民进市委会秘书长汪骏汪老师。

亲眼看到卢老先生只有一次。那次他询问了我关于创办武术学校的一些情况。他的身材并不高大，说话极和蔼。令人敬佩的是，他听我介绍情况的时候，很是专心，心无旁骛，也很有耐心。

我与“民进人”的接触大约就那么一两年。后来因为别的原因虽然武术学校没有办成，我与“民进人”也只能算“擦肩而过”，“民进人”却给我以良好的体验，留下深刻的印象。无论是同事郑老师，还是市委会任老师、汪老师，还有德高望重的卢老，他们都是和蔼的，耐心的，热情的，温暖的。

2006年，已届中年的我思想渐趋成熟，主动要求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这一年3月，我正式加入民进组织，成为一个“民进人”，我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倍觉温暖、亲切。此后我有幸接触到市委会金剑光老师、吴瑞成副主委，省委会盛昌黎老主委，陈亚岗、穆建平、连建伟、张宝珍副主委，以及高岚、姚礼群处长，刘毅秘书长，他们都有同样的风格：和蔼，耐心，热情，温暖。

这让我惊叹于这个世界：总有那么一群温暖的人，温暖着从他们身边经过的每一个人。

来源：民进金华市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