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曾因言获罪，做了几年阶下囚，直至1970年代末才得到平反昭雪。1980年代初，我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首纪念鲁迅的小诗《假如他还活着》，又惹上了政治麻烦，受到来自高层的追查，虽最终并未以文获罪，但痛定思痛，对于“政治”二字不免心存警惕。

1980年代后期，“辛亥三杰”之一陶成章烈士的嫡孙、时任绍兴民进主要领导人的陶永铭先生和其他领导同志多次登门来访，竭力动员我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他们似乎知道我的心病所在，一再启发我：经过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我国政治生活已开始步入正常轨道，有政治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在其中是可以有所作为的。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经过两年的徘徊，1989年，我终于加入了民进组织并在其中任职。后来，又被推举为绍兴市政协委员，并连任三届。

一

其实，在民进组织任职和当政协委员的最初几年，我对于参政议政还是比较陌生比较谨慎的。我以为民主党派或者政协不过是一种政治摆设，不必过于当一回事，也不必为之付出太多。因此我在民进市委会里不知道自己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往往要等市委会主要领导分派我做什么事，才去做什么。我这个政协委员的履职活动也仅限于一年一度的“两会”。开会，听报告，看文件，鼓掌（或举手），如此而已。所谓提案只是临时应付一下，内容尽是些“小儿科”，如什么地方有条马路需要修了，哪条河道需要疏浚了，等等。有时还懒得写，在人家的提案后面签个名表示附议，就算没交白卷了。

1995年也许是我参政议政经历的转折点。那年召开“两会”前，民进绍兴市委会要我负责搞一个有关社会热点的调研课题，说是要以此为基础转化为市政协大会发言。这是我第一次正儿八经地参与议政调研。综观1990年代以来应试教育盛行，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并由此衍生出一系列社会问题的现实，我向市委会建议将此作为本次议政调研的主题，得到市委会的认同，并由我领衔组成专题调研组。经过将近一个月的调研，形成约一万字的调研报告。市委会审议通过了这个报告，并委托我代表绍兴民进在“两会”上作题为《全社会共同努力，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的大会发言。这大概是绍兴第一次有人对现行教育体制提出重大质疑。由于调研充分，内容扎实，切中时弊，这个发言在“两会”内外引起强烈反响，《绍兴日报》为此发表评论员文章，绍兴市教委出台了整改意见。

这一经历有力地纠正了我以往对于参政议政认识上的偏颇。我开始相信，我们国家政治生活已逐步走向正常化，人们完全可以放开思想纵谈国是，民主党派、政协委员也并非政治摆设，只要你有足够的政治热情和政治智慧，在这里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此后，我这个民主党派成员和政协委员履行参政议政职能，可以说进入了一个比较自觉因而也比较活跃的时期。我几乎一次不漏地参加了市政协组织的各项视察和调研活动；我先后9次主持开展民进绍兴市委会立项的议政课题调研，并全部转化为市政协大会发言或集体提案，其中有的被列为重点提案或被评为优秀提案；先后4次代表绍兴民进在市政协全会作大会发言，3次列席市政协主席会议或常委会议并作专题发言；两次出席市政协政务咨询会，与政府部门负责人直接对话。在担任政协委员的15年间，我先后受聘参加绍兴市政协三胞联谊会、文史委员会、教文卫体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工作，先后4次被评为政协工作积极分子。我还曾就如何发挥政协委员主体作用，优化政协委员素质，提高政协工作水平问题向市政协领导进言，并应邀参加政协主席约谈，坦陈我的意见。

二

要说我当了这么多年政协委员有什么心得的话，就是要尽心尽责，不辱使命。尽什么心？就是坚守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尽什么责？就是建诤言、当诤友之责。在我看来，共产党执政这么多年，并不缺少讲好话的朋友，最最需要的乃是敢讲真话的诤友。聘请你当委员，就是要你来找岔子、提建议、出主意，而不是歌功颂德。明乎此，我要求自己在以政协委员身份参加的各种会议或其他场合，不当听众当公众，不当看客当“说客”，做到知无不言，直陈己见。至于说了有没有用，人家爱不爱听，那是执政党和政府的事。

有一年开“两会”，市长用地方话作政府工作报告，我听了觉得很不舒服。在分组审议会上，我当着市委领导的面说，在人代会这样庄严的会议上作这样重要的工作报告，市长不用普通话，这说明我们城市的品位不高，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市长的素质还有所欠缺。此言一出，四座皆惊，我自己也有些后怕。但市委领导当场表示赞同我的意见。尤其令人欣慰的是，以后“两会”上市长作政府工作报告不再用地方话了，其他领导人在一些重要会议上的讲话也使用普通话了。

本世纪初，市政府在绍兴老城区中心地带建设城市广场，后来又在原西营区域建造绍兴大剧院，将原有一条东西横贯解放北路和仓桥直街的光明路拦腰截断，给这一区域的交通和市民出行造成极大妨碍，群众颇有怨言，说是“造了大剧院，断了光明路”。我了解这一情况后，先是以政协委员的名义向《联谊报》写稿传达民间呼声，后来又给市长写信反映上述社情民意，并提出具体对策建议。不久，绍兴大剧院竣工，楼下通道也同时对外开放，虽然光明路不复存在，但解放路与仓桥直街藉此得以贯通，使这一地区交通得到缓解，附近市民出门也不必再绕道而行。

1999年，我被推荐为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特邀陪审员。在最初的几次陪审活动中，我发现有的法官端着保温杯开庭，在庭审中不时拧开杯子喝茶，显得十分随意；有的法官庭审中满口绍兴话，被告人员根本听不懂，无法充分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利。我就给中院院长写了一封信，表明自己意见，认为上述情况有损法庭的庄严，有违司法的公正，为司法工作者所不容。后来院长在全院干群大会上当众宣读了我的这封信，并作出几条规定，从此绍兴中院法庭风纪为之面貌一新。

2002年，我参加绍兴中院公开审理一起故意杀人（儿子杀母焚尸）案。在法庭调查和控辩双方辩论结束后，合议庭进行合议，根据案情及刑法有关条款拟判处被告死刑。但我从案情和庭审的某些细节中发现若干可疑之处，尽管现有案卷的鉴定结论称被告精神正常，我还是对被告的刑事责任能力提出异议，要求重新进行鉴定，最终得到合议庭的认同。后来经深入被告所在地调查和浙江省精神疾病鉴定委员会鉴定，确认被告患有精神分裂症，无刑事责任能力，从而有效避免了一起错判错杀案。此事当时在全省司法系统影响甚大，被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荣记集体二等功（为省高院权限内最高记功等级）。

三

我本是一介书生，脆弱无能而又多少有点孤傲。加入民进组织后，我在努力做好组织交给的工作中得到了锻炼，增长了才干，同时也认识了许多亦师亦友的同志，令我自省，催我奋进。

1998年，我代表绍兴民进出席华东六省一市民进工作交流研讨会。和我分在同组交流的有民进宁波市委主委、宁波市副市长陈守义，民进上海市委主委、上海市副市长严隽琪等。他们儒雅的气质、务实的态度和高屋建瓴式的发言，让我在看到我们民进组织人才荟萃、群星灿烂的同时自愧弗如。我承认，在他们面前，我只配当小学生，我唯有洗耳恭听，见贤思齐，学习学习再学习。

2000年，我应邀参加民进中央统战理论研讨会，有机会亲承中央领导同志的謦欬。许嘉璐主席关于民主党派为什么要加强和怎样加强统战理论学习和研究的重要讲话，楚庄副主席关于怎样看待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的即席发言，如醍醐灌顶，令我大开眼界，大长智慧，思想认识跃入了另一境界。第二年，我再次出席民进中央统战理论研讨会。在一次会余活动中，我有机会和时任会中央副主席的著名社会学家邓伟志有过较长时间的“零距离接触”。他开阔的政治视野、跳动的思想智慧和亦庄亦谐的谈吐，是我心目中一个活生生的学者型党派领袖人物形象。

其实，在我们市委会，在省委会，也多有这样的良师益友，与他们在一起，使我获得如沐春风的快慰。

我们的老主委陶永铭同志，虽系名门之后，却毫无骄态，其草根形象与平民作风一如乃祖。前任主委杨明志同志身居官位，却未沾染官僚气，骨子里还是“教书先生”，彼此谈吐之中颇多共同语言。现任主委陈伯怀同志锐意创新，却脚踏实地，静悄悄地带领绍兴民进不断登上新台阶。这种一脉相承的求真务实之风，正是我所认同所期望的。他们也深深地影响着我。

我平时和省委会领导接触不多，但每当有公务前往省委会时，无论原先的专职副主委石楠同志还是现任专职副主委赵光育同志、秘书长穆建平同志，必放下手头工作起身相迎，亲自倒茶，嘘寒问暖，并每以“章老师”相称，令人大有宾至如归之感。与当下那些地位越高修养越低的官员不同，在我们民进的领导人身上，我看到他们的地位与修养是成正比的。

有一件事令我印象特别深刻。2000年、2001年两次全国统战理论研讨会，会中央分配给浙江的代表名额是两名，省委会把这两个名额全部给了当年获得全省统战理论征文一等奖的两名论文作者，而不是像通常所做的那样为省委会自留名额。省委会领导的会员主体意识和民主意识于此可见一斑。

这就是我们的民进组织，我们的领导，我们的同志。我能够为这样的组织、这样的领导和同志做点力所能及的事，这是我的荣幸。我必须恭谨勤劳，全心全意，而且必须做得漂亮，既勤其事，又毕其功。

四

有个和我比较“铁”的朋友曾经对我说：“你为民进死心塌地干了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按理说给你个副主委什么的当当并不过分，为何到现在还是‘老勿大’？”

我承认，在欲望面前，我天生比较懦弱。我比较喜欢特立独行，不愿有所趋附，甚至时怀出世之想。我也承认，倘若真要让我来当个副主委或者别的什么，大概也是能够当得起来的。但我想，我的价值难道仅止于得到个什么头衔，当个什么领导职务么？那么，若是今后某一天不再当领导、不再戴有头衔了，岂不是等于失去了我存在的价值了么？我想，我虽无能，虽不中用，但这类“一次性”的价值肯定是不止的。人生总要留下一点永恒的东西，而头衔或职务之类不可能永恒。歌德有言：“你若要喜爱你自己的价值，你就得给世界创造价值。”我深知一个人的渺小与脆弱，无意侈谈个人价值。作为民进的一员，我的价值大概也就在于将自己仅有的热情和智慧融入我至今深爱的民进整体之中，为国为民为他人创造一点什么吧。

哲学家认为，未经反思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人生。回首我参加民进以来这二十几年，正是民进组织和民进同志，给我诸多得以反思的空间，切实而且生动，教我正视自我，超越自我，使我由一个比较自在的人变成一个比较自觉的人，让我能够在入世与出世之间寻求到一个颇为广阔的人生地带。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做一个自觉的民进会员，做一个自觉的人，这是我的志愿。

来源：民进绍兴市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