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侯，我是个无用且懒的孩子——种田，我怕蚂蝗；割草，我怕癞蛤蟆；摘桑叶，我怕毛虫；喂蚕，我对蚕药过敏……
村里的大人们曾不止一次地恐吓我说：“你这孩子呀，将来讨饭怕也没个饭碗啊。”母亲见我一天到晚只知道捧着本书看，不高兴割羊草干农活，便常会大发脾气，骂：“懒汉，讨债鬼！书好当饭吃啊？”
“长大了我该干什么？我又能干什么？”小小年纪的我曾无数次地这样问过自己。
回顾自己的人生，我觉得我的梦想是乘着党的改革春风展翅飞翔起来的——1978年，国家开始改革招生考试制度。
1978年的夏天我初中毕业了。就在前一年，村里进双林中学读高中的人还都是由大队里推荐选送的，结果当然是名额全给有关系、有门路的人占了，像我这样一个毫无“靠山”的穷人家的孩子根本不可能进双林中学读书。好在我初中毕业这一年，国家恢复了初中升高中、高中升大学的招生考试。我凭自己的考试成绩进了双林中学读高中，那年我们苕南公社新华大队共4名同学考起双林中学。
后来高考，自己不懂如何填报志愿选择职业，母亲说：“你从小爱读书，就填个教书的吧。”尽管当时社会上教师工资少，地位低，尊师重教之道远没有蔚然成风，但母亲的话还是鼓励了我，让我舒心地选择了三尺讲台。我做了老师以后，大字不识一个的母亲曾不止一次地在人前夸口说：“没想到我家阿龙真的把书当饭吃了！”
后来，我读《齐白石传》，邂逅了白石老人下面的一段回忆，倍感亲切：
余未成年时喜写字，祖母尝太息曰：“汝好学，惜来时走错了人家。俗语云：三日风，四日雨，哪见文章锅里煮！明朝无米，吾儿奈何！”后二十年，余尝得写真润金买柴米，祖母又曰：“哪知今日锅里煮吾儿之画也。”
长大而能教书，能舞文弄墨，该是多少穷人家孩子的美丽梦想啊！
1986年，当我真的成了一名教师时，内心的那份感恩和感动是无法言说的。听着学生们一声声叫我“沈老师”，望着讲台下那一双双求知的眼睛，我陶醉在初为人师的幸福之中。面对命运的眷顾、社会的厚爱，我惟有用勤奋的工作予以回报。我把“人之患在好为人师”的古训抛在脑后，课堂内外，时时和学生们泡在一起，比高低，“轧闹猛”，或写字，或作文，或朗诵，或打球，或赛跑，或游戏，或野餐……我把自己消融在学生之中，就如水珠包孕于海水之内，小花隐藏在草丛之间。虽然我极少这种种方面的天赋，但我还是乐此不疲。我不怕别人笑我“半瓶子水整天价晃荡”，我只是快乐着学生的快乐，满足着工作的满足。
1990年9月，我调入母校双林中学工作。
作为农民的儿子，我知道生活的不易以及勤快的重要。我的父母为了几块钱的收入也得拼命苦干，每挣扎着往好里走一步，都要用尽全身的力量。他们一辈子都是这样不投机不刁钻不奸诈地累着自己，劳动是他们活着的一种样子，一种乐趣。对照他们，我又有什么理由可以偷懒，可以矫情？像我父母那样勤快地操持手中的工具，终日窝在自己的田地里认真愉快地侍弄，这难道不是我的本分？
工作之余，我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对书法艺术的追求之中。2009年春天，我正式拜海上著名书法家刘小晴先生为师学习书法，从点画开始，天天坚持，每周给师父寄一次作业。不少朋友不解，问我，“你的字都已经被大家争相挂于厅堂之上了，干嘛还要那么费力地学习啊？”是的啊，我为了什么？想出名成为书法家？想以后用书法作品来卖钱敛财？不，都不是的——多年来，我无数次义务参加以“迎新春，送春联”、“书画下乡”、“魅力水乡建设”、“乡村文化大舞台”、“五水共治”等为主题的书画创作活动；“汶川大地震”后，我捐出多幅自己创作并装裱好的书法精品参加民进中央组织的义卖活动，受到民进中央的表彰……我只是想，在有限的生命的时空里找准自我的位置，然后勤奋刻苦、安贫乐道地生活，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做一个心中有爱的“民进人”，从而给我的父母，给村里那些善良的老人们一个更满意的回答。
我知道，在拥有快乐这一点上，我的工作和爱好其实和我父母的劳动并没有什么区别。难道我有了高级教师的职称，加入了“作协”、“书协”，我和我的劳动因此就会变得“高级”起来吗？不，不可能的。我应该学着像我的父母那样，将一束野花戴在草帽上劳作，或者在成熟的稻田里一边收割一边哼唱，或者用手里的工具有力地撞击土地使它发出闷闷的声响。
语文教师的职业，民进会员的身份，文学、书法爱好者的角色，无不让我感到自豪和满足。诗人巴尔蒙特说：“为了看看阳光，我来到这世上。”也许，我该说：“为了爱和感恩，我来到这世上”以此来庆贺民进成立七十周年。
是的，我快乐，只为我心有桃源！这桃源，便是我心中的爱和感恩！
来源：民进湖州市委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