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七年五月，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我收到了民进温州市委会的一封挂号信件。打开一看，原来是我的入会批准书。从此，我就是一名光荣的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那年，我在洞头县第二中学工作。一个年轻的学校领导，没有加入党组织，却费尽周折成为一名民主人士，其实这就是我的政治意愿。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教师队伍中党员比例很低，政治因素之一就是知识分子是属于小资产阶级范畴。此帽子不摘除，何来政治清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特别是《关于民主党派组织发展问题座谈会纪要》文件公开发表，温州的党派工作呈现出勃勃生机，市级各民主党派相继成立并挂牌开始工作。一九八三年在温学习期间，我生平第一次看到“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温州市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会温州市委员会”等牌子。这使我又吃惊又好奇。为何除了执政党共产党外，还有那么多的党派？它们的职责是什么？带着这些疑问去咨询温师专政治科的吴先生。吴先生是系主任，虽然是中共党员，但熟悉民主党派工作，他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十六字方针，结合温州实际作了全面而深刻的诠释，使我增添了许多统战理论知识。从此我对民主党派的工作性质、职责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俞老师是民革党员，是文科政论文教学导师，由于他的推荐，我先与民革温州市委会秘书长联系当时民革的办公地点在周宅寺巷。黄秘书长和蔼可亲，年岁大，很健谈，他是黄埔军校学生，后来随起义军队归顺共产党领导。他说文化大革命时家被抄，当做黑五类批斗。后来平反了，现在作为离休干部又开始工作。他坦率真诚，倾心长谈，我很感动。临别，他还赠送给我两本《民革手册》及相关资料。我们书信来往多次。因此，我对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有较深的感情。慎重起见，我征询直系亲人的意见。父亲是老党员，他说你为什么要参加一个与共产党“作对”的组织？弟弟是军队干部，他认为打天下的都是共产党人,坐天下的也是共产党人，政治形势千变万化，作为党派，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不好听，会误认为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国民党”。面对亲人的质疑，尽管作了许多解释，都无济于事，我的思想开始犹豫了。好事多磨，黄秘书长来信了说我不宜加入民革，他代表组织对我的入党要求表示感谢，对中共温州市委统战部发展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党员的条件如此严格限制深表遗憾。同时他推荐我加入民进，并邀我来温商谈。一九八五年六月一天，黄秘书长陪同我来到民进市委会办公室，将我的情况向郑宁宇（当时为民进市委会秘书长）同志作了详细的介绍。郑宁宇为人谦和又平易近人，他当过教师，这样话题更多了。我们初次见面就如同故友，不知不觉两个小时过去了。他给我讲了马叙伦、雷洁琼南京请愿的事，叶圣陶、冰心在文学方面的贡献，赵朴初在弘扬佛法和书法领域的成就等等。听了这些事迹，我对民进愈加产生敬仰和热爱之情。第一次见面就如此热情，这在我的十几年工作生涯中还是第一次。回到工作单位，我赶紧印发50份《民进章程》和《温州民进简报》，使地处偏僻的洞头海岛终于有了民进的声音。一九八六年，我连续四次到民进温州市委会汇报宣传工作。诚心诚意感动人。主委马骅十分重视，他说：“如此热爱民进的同志，我们一定要发展。”后来，我作为一名热爱民进的人，几次参加民进市委会召开的会员大会和系列活动。一九八六年八月，民进市委会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我的入会问题，会议一致通过。马允伦（市政协副主席、市委会副主委）、郑宁宇（市委会秘书长、后当选为市委会副主委）作为我的入会介绍人。市委会将我的入会纪要呈报给中共温州市委统战部备案，党派科长签批：“根据温州市党派工作发展规划，洞头县暂时不予发展，但可以请示省委会和省委统战部特批。”这是一个小小插曲无关紧要，但还是引起市委会领导的重视。马骅主委亲自挂帅，他和副主委马允伦一起去杭州说服领导。理由：洞头县是海防前线，台湾同胞很多，统战工作十分艰巨，郑祥启作为民进在洞头的种子会员应优先发展，不受规定限制，这对于做好对台统战工作意义十分重大，是利国利民利党的大好事。一番陈词，省委领导听得点头称是，吴畏秘书长和省委统战部领导当即表示同意。杭州之行是成功的，它让我们看到了老一辈民进领导者的高度政治原则和强烈工作责任心，这种全心全意为事业服务的精神将激励我们每一位民进人士在工作学习生活中尽心尽责克服一切困难自强不息。这就是民进精神，也是我加入民进的特殊缘由。

来源：民进温州市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