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加入民进组织和马骅老师、马允伦老师、王祥第老师三个人有关。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在温州市工人文化宫图书馆工作，和章世豪一起举办各种知识讲座和培训活动。我们经常请一些名家、专家过来，因而认识了马骅老师、马允伦老师。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两位老先生对我的情况比较了解了。1982年，筹备成立温州民进时他们想到了我，就想吸收我加入民进。但是，我因为家庭成分很差，是资产阶级后代，父亲是“右派”，丈夫在文革期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坐了三年牢，已经受尽政治之苦，对加入任何的政治团体都很忌讳、反感，避之唯恐不及，所以没有答应两位老先生的邀请。但是两位老先生没有放弃，一趟又一趟地来到我在文化宫三楼的办公室，动员我入会。我感到非常过意不去，我算什么啊，要惊动两位我敬重的老人家多次过来。我感到左右为难，一方面，我根本不想加入任何党派，另一方面，又不能一口回绝他们，因为以后还要请他们过来作讲座的。

如何处理这件事，我没了主意，就去找王祥第老师，征求他的意见。王祥第老师是我在温一中的历史老师，后来调到温三中。他于上世纪三十年代从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是清华大学温州校友会的负责人。他是苏步青先生的同乡挚友，和夏鼐先生是非常要好的同学。夏鼐来温期间，都要挤时间和王祥第老师碰面，一起逛五马街。王祥第老师被打成右派期间，没有钱吃饭，夏鼐先生就每个月寄钱给他。我和王祥第老师的来往始于这样一件事：我所撰写的《关于各种历史文物研究著作的归类问题》这篇论文发表在浙江省图书馆学报上，被宁波的一个同行批得一无是处。我知道自己知识浅薄，却又认为自己的观点没有错，为了坚持自己的观点，我去市图书馆把所有的相关资料都找出来，一一查证。因为知识的问题是个科学的问题，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对就是对，错就是错，绝不能感情用事。再次证实自己的观点后，因为知道王祥第老师是这方面的权威，我又去向他请教。但事情并没有那么顺利，我前后四次登门，前三次他都没有理我，后来干脆把我推给其他历史老师。直到第四次，他才听我讲述了原委。他看过我的文章后，说自己没有把握，要寄给夏鼐先生看看。后来夏鼐先生给我来了两封信。我的文章，夏鼐先生看得非常仔细，错别字都一一改过。夏鼐先生认为我的文章很有说服力，建议我把最后一句“此文章征求了夏鼐先生的意见”去掉，他说加上这一句反而不好，有依靠权威给自己撑腰之嫌。这篇论文在图书分类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武汉大学图书馆系函授部将它作为较有影响的学术论文选入他们的辅导资料。《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第三版的有关类目也根据我的观点作了调整。这件事让我深受感动，这不只是我证明了我的论点，更深深感受到两位老前辈的高风亮节，对后学无私的爱护、提携。我非常感谢王祥第老师对我的帮助，后来他和夫人视我如同女儿，此后我遇到问题也常常去请教他。

起初，我并不知道王祥第老师和两位马老先生是至交，就把两位马老先生邀我入会的事情相告，想征求他的意见。他听后，说：“我也是民进会员，而且正是两位马老先生介绍入会的。你参加吧，我给你当介绍人。”于是，在1983年，在温州民进还是筹备阶段，我加入了民进组织。入会后，两位马老先生对我非常照顾。

在讲出身、成分、阶级斗争的年代，政治上我是严重的先天不足，是被入另册的人，偏偏又有一个耿直、不服输的性格。领导对我自然更不待见。我没有升学的资格，平时政治学习我必须不断地自我批评，每年寒暑假我更是重点批判对象，运动一来我就是“运动员”。政治上我受尽歧视、屈辱，工作上我拼命、努力，工资却是最低。或许就是因为我的工作，才使我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大精简中先被精简，后又留了下来，当了个临时工，工资又实实

在在地少了两级多。我渴望平等，但我知道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奢望。入会以后，两位马老、金江老师对我的关爱岂能是几页文字说得清的！我从来也没想过，自己能在一个党派组织中受到如此的关爱，得到如此的看重。1983年，我们筹备温州民进组织成立事宜，坐下来开会的大都是很有学识造诣，令人敬重的先生，谈吐间温文儒雅，彬彬有礼，相互之间都非常客气，尊重。我当时只有40岁，在他们中间我感到亲切、自在。在他们的交谈中我收获了不少知识。在马骅、王祥第老师的引见下我有幸结识了严北溟、夏鼐、陆宗城、连珍等国家级的大师，真是受益匪浅。后来我有机会作为市民进代表参加省民进会议，同样受到省民进领导，还有会中央领导的关心、照顾，真是感激不尽。

我很想尽自己所能为组织作点贡献，但能做什么呢？我只教过书，文革后学校砸烂了，搞了图书馆。当时的图书馆是个“藏污纳垢”的地方，凡是老弱病残的，政治上有问题的，或工作能力差安排不了的都塞到图书馆去。所以图书馆整体业务水平较差，在人们眼里只不过是借借还还，把书看住就好了。尤其是我们国家当时没有一部统一的图书分类法，有的用北大刘国钧的分类法，有的用武大皮高品的分类法，有的干脆用美国国家图书馆的杜威法，没有统一的分类法就不可能实现全国图书资料资源的共享。为改变这种状况，1974年我国出版了第一部《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试用本）征求意见稿。文革结束1980年出了第二版。为了尽快推行《中图法》，提高图书馆人员管理水平，市图书馆学会按系统连续多次办了公共图书馆、学校图书馆、工会图书馆培训班。省图书馆学会联合我们办了温州、丽水两地区图书管理员培训班，省文化厅也委托我们开办了全省性的图书管理员培训班。有了举办图书馆管理培训班的经验，当时我们是走在我省里的前面，甚至可以说是走在全国的前面，应该有需求，有生源。于是我想到了办图书馆专业函授班。这个建议得到了马骅老师的大力支持。没有地点，马老腾出了他二楼的房间，人手不够，马老的夫人、金江老师的夫人也一起帮忙收发，所有烦琐的事他们都承担了。那时候大家是同心协力，无怨无悔，干得很尽心，很开心。为了办好函授班，我们市图书馆学会的同志编写了《图书馆学基础》《图书分类学》《图书编目和管理》《图书馆藏书建设》《读者工作》等课程的教材，并亲自讲课批改，丝毫不敢马虎，因为这关系到民进的声誉。我们的学生遍及全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1984年，温大筹建，图书馆缺乏业务熟练人员，尤其是图书分类人员。图书馆对一所高校来说十分重要，于是他们向温州市图书馆学会和市图书馆征求意见调人，学会和市馆推荐了我。因为市馆、师院、医学院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大都专业化分工了，而我在文化宫，不管是藏书、编目、分类还是其他，样样都拿得起，属于能讲能写能干的人。但工作调动遇到问题，进展比较缓慢，温大又急着边筹建边招生，9月份就要开学，学生进来了没有图书馆不行，要我过去工作。于是，1984年8月，我先到温大报到。开始了白天在温大上班，晚上在文化宫上班；平日到温大上班，周末在文化宫上班，没有休息日，没有白天，晚上的生活。大概是这一年的12月，最后是由马老出面找副市长兼温大校长魏萼清才解决了我工作调动的问题。

为了筹建温大的图书馆，我由我市著名的学者胡今虚先生介绍自费去上海图书馆、上海外国语学院、上海交大等高校的图书馆取经。王祥第老师还为我介绍了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广东省图书馆学会会长连珍先生（温州人）。我写信请教连珍先生很多问题。他给我的回信不惜笔墨，洋洋洒洒。他说，创办一个图书馆，一开始就要把基础打好，按照正规的框架下来，决不能潦草开始而想着以后再去完善。他的建议对我的帮助很大。当时图书馆虽然只有四个工作人员带着几个学生，但我们没有放低要求，一开始就做到了图书几级分类都齐全。1985年，省高校图书馆工作委员会来检查我们的工作，给我们很高的评价。和温师院、温州医学院相比，我们的图书馆刚刚起步，但是毫不逊色。

温大成立后，市委会就想在这里成立支部。但是当时会员还很少，只有我、马亦钊、陈学圣几个人。医学院的会员人数也很少，只有四五个人。于是1988年两个支部联合在医学院开了个成立大会。温大支部成立，开始由我担任支部主任。后来支部发展了吴方、周德文、朱晓申等人，我在温大图书馆发展了何川宏、姜弘，温大支部渐渐发展壮大起来。

随着政治环境的逐步宽松，由市社科联推荐，我当了三届市政协委员，一届常委。我有机会参加市里的一些会议。记得有一次，副市长带着温州数码城的规划方案，在市政协常委会举行征求意见的座谈会。会上悉数介绍了数码城的广阔前景，能给温州带来的好处和机遇。或许是厚厚的一本方案中，很多高科技术语，把大家镇住了，在座人士都表示认同。但我听完之后，有不同的想法。于是就发言说，高科技固然好，但是高科技产业集聚地美国就一个硅谷，日本就一个筑波，经济和科技如此发达的国家，全国都只有一个。他们以有雄厚的科研力量的世界一流的大学为依托。反观我国，北京已有一个中关村，周边高校也很多，发展了几年，还远不及硅谷、筑波。杭州要搞数码城，还有浙大等高校支撑，温州的技术支撑从哪里来？温州高校有没有相应的专业？温州有没有相关的高技术公司？纵然搞出成果如何消化？等等等等，这些问题都值得商榷，这些问题回答不了，数码城的设想只是盲目跟风而已，大批的资金投入最后还不过是给决策者交学费。会后有人悄悄对我说，你的发言太厉害了。可是，我的性格就是这样，我想我没有私心，怎么想的就怎么讲。我的脾气就是这样直来直去，因而老是“得罪”一些人。马骅老师对我有一个评价：人家是吃一堑长一智，你是吃多少堑都长不了一智。真是的，可是，真正的民主党派人士本就应该敢于讲实话、讲真话。不是吗？

整理：林芳芳

来源：民进温州市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