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上世纪80年代，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的老会员，服从以党为师，立会为公的宗旨，遵守会章，乐于参加民进所组织的一切活动，至老不懈，是会务活动的积极分子，也曾推荐为优秀会员，深感以能成为民进的一员为荣。

然而我参加民主党派的初衷，意向并不在民进，而是民盟。这是有深层次原因的。首先是：我就读的南充高中，其前身是清末废科举兴学校后创办的顺庆府中学堂，该校的创始人和首任校长是我国著名教育家张澜先生。张澜先生在辛亥革命前夕的四川保路运动中，他以保路同志会的代表与川督赵尔丰对簿公堂，在他义正词严的质问下，赵尔丰理屈词穷，无言以对，被迫答应退股。此举名震全川，声闻四海，被誉为川北圣人。我读高中时，张澜先生已是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主席，他反对内战，维护和平，倡导民主，直斥当局，以英才和义士的盛名享誉全国。我当时就认定张澜先生是我授业的先师、思想的导师，他所致力的民盟党派事业则心向往之。我读大学时，我的恩师——杭州大学历史系主任沈链之教授，是民盟浙江省委副主委，师之所宗，生当从之。我对民盟的向往又增加了一个砝码。由于这两层原因，当上世纪80年代，民主党派恢复活动时，我的党派意识是倾向于民盟的。但当时萧山还没有民盟的组织，幸好有一个于民盟有关联的民进组织，而且是民进在全国的第一个县级组织。更为有幸的是民进萧山县委会有一位领导滕云同志。

滕云同志在上世纪80年代介绍我加入民进组织，这是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滕云同志作为我的入会介绍人，也就是我政治上的引路人。在他的引领下，同心同德、同向同行，一直走在正道上。滕云和我一样，都是崇尚民主法制、向往自由平等的民主主义者，是真正的同志。他介绍我加入民进有着共同的思想基础。

滕云同志是上世纪50年代加入民进的老会员。在文革结束，民主党派恢复活动时，他被推上了领导岗位，担任民进萧山县委会副主委，分管组织工作，对萧山民进的组织建设，发展新会员、扩大队伍做了许多工作，对萧山民进的组织建设作出了贡献。在共产党执政，民主党派参政、民主协商、互相监督的政治体制内，滕云作为民主党派的领导之一，曾被选为杭州市、萧山县的人大代表。他在担任人大代表期间，积极参政议政、建言献策，他在改善民生、振兴教育方面出良谋献佳计。他具有为人民服务的民主思想和以人为本的政治理念，是名副其实的人民代表。

滕云同志秉性公正、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刚直不阿、敢言直谏，在助党整风的年代，他说了许多真情实话，都是发自肺腑的良玉良言，不料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这些好话反而被指责为向党进攻的毒箭。滕云同志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被错划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他戴着这顶黑帽子，背着沉重的十字架，在农村这个炼狱里，整整磨蹭了二十年，青春年华就消耗在无谓无奈的岁月，真是冤哉枉也！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执政党清理了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对反右的扩大化作了改正，为滕云恢复了名誉。他又回到了他所热爱的教育工作岗位。此时的滕云已近暮年，然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暮年的滕云，没有半点暮气，反而朝气蓬勃，热血沸腾，兢兢业业、勤勤恳恳，耕耘在教学这片热土上。滕云是教学有方略，术业有专攻的资深地理教学专家。我在教研室从事历史教学研究的同时，在兼管地理教学的短时间内，我曾推荐他为全县地理教学研究大组长。全县的地理教师在他的带领下，进行地理教学研究，作了很大的努力，取得了不菲的成绩，为萧山地理教学研究作出了贡献。我与滕云不在同一个学校工作，然而我们却有一段合作共事的经历。上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伊始，高考恢复在即，学校教育奉行应试教育，追求升学率，有高中的学校便设高考复习班，   高复班分文理科，应对高考口径，各科教学都聘请有经验高水平的老师把关。有一年，一所学校聘请滕云担任高复班地理教学，他立即推荐我担任历史教学。我应邀履职，与他史地搭班，合作共事一学期。第二年，我在另一所学校受聘担任历史教学，我立即推荐他来担任地理教学，他也如约受聘，共担史地教学重任。一年来，我们合作共事，互相配合，互有成效，史地教学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受到学校领导的好评。这件事现在回忆起来，也是一个愉快美好的回忆。每忆及此，欣喜不已，喜极而泣，老泪纵横。而今已矣！滕公已驾鹤西去，魂归九泉。哲人其萎，长系人思。

来源：民进萧山区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