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五一口号的内容和背景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是中国民主政治和政党制度发展的历史选择，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长期奋斗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它启示我们，在新时代民主政治和政党制度建设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民主政治和政党制度建设发展的根本保证；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是民主政治和政党制度建设发展的活力源泉和独特优势。

关键词  五一口号  新时代  民主政治与政党制度

七十年前，在新中国即将在炮火硝烟中诞生的历史性时刻，为动员全国各阶层人民实现建立新中国的光荣使命，中共中央于1948年4月30日发布了《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得到了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以及全国各阶层人民热烈而广泛的响应，是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公开、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标志，成为我国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性事件，对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和政党制度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七十年过去，重温五一口号的背景和内容，回顾新中国民主政治和政党建设走过的漫漫历程，展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征程，我们深感，五一口号不仅在当时对新中国民主政治和政党制度的创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而且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政党建设具有强烈的现[i]实启示。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是中国民主政治和政党制度发展的历史选择

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长期奋斗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是坚持党的本质属性、践行党的根本宗旨的必然要求。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模式，政治制度不能脱离特定社会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来抽象评判，不能定于一尊，不能生搬硬套外国政治制度模式。”这一论断是对百余年来中国政治和社会发展客观情况的科学总结。

1.  中国近现代关于多党制和一党独裁的探索都是失败的。19世纪末政党政治开始在中国出现，辛亥革命后，政党政治代替了封建皇权政治，这无疑是中国社会走向民主和进步的标志。民国初期出现了多党制和国会，但在军阀混战和顽固的封建势力的干扰下，多党制试验最终以失败告终。之后，国民党实行了一党独裁制。抗日战争时期，处于抗战的需要，国民党与共产党及民主党派暂时达成妥协。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社会面临着到何处去的重大历史选择。饱受战乱和贫饥之苦的中国人民，渴望建立一个和平、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在国内外和平力量的推动下，1945年8月底到10月初，国共两党通过重庆谈判，于10月10日签署了“双十协定”。国民党接受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同意结束国民党的“训政”，召开政治协商会议。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及无党派人士参加会议。根据大会最终通过的决议，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参加政府，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将被迫结束。政协会议决议激起了亿万中国人民对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强烈期盼。但代表着极少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政权自以为掌握着强大的军政力量，根本不接受任何民主改革，放弃反共反人民的立场。1946年2月，国民党特务制造了殴打残害参加政协会议成功召开庆祝大会的民主人士的“校场口事件”。3月，蒋介石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公开号召破坏政协会议。4月，国民党召开没有共产党参加的国民参政会，蒋介石公开表示“不能承认”政协会议及其决议。6月，国民党反动派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全面爆发。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一方面争取和平，一方面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从1946年6月到1947年6月，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相继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从1947年6月转入战略反攻，解放区开展土地改革，人民生活得到改善，面积和人口快速扩大。而在国民党统治区，国民党当局一方面大肆扩张官僚资本，疯狂掠夺民间财富，一方面进一步投靠美帝国主义，签订了一系列出卖中国人民利益的丧权辱国的条约，大量美国商品涌入中国，民族工商业大批倒闭，物价飞涨，通货膨胀，广大民众挣扎于饥饿和死亡线上。在这种情况下，各民主党派和各阶层的民众逐步看清了国民党一党独裁的真面目，也认清了国民党主导下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模式的虚伪性和非现实性。

2.  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民主协商制是历史的选择。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194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庄严宣布，要“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主、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1947年12月25日到28日在米脂县杨家沟举行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又进一步强调了这一宣言，指出“这是人民解放军的、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基本的政治纲领”。 1948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中共中央决定用发布口号的方式来动员全国各阶层人民实现建立新中国的光荣使命，于4月30日发布了《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 “五一口号”共23条，全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重大方针、政策。 “五一口号”第四条号召：“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第五条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五一口号”发布之后，得到了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侨胞的热烈响应。5月4日，陈嘉庚代表新加坡华侨致电毛泽东，希望早日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5月5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李济深、何香凝，中国民主同盟沈钧儒、章伯钧，中国民主促进会马叙伦、王绍鏊，致公党陈其尤，中国农工民主党彭泽民，中国人民救国会李章达，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蔡廷锴，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谭平山，无党派人士郭沫若，联合致电毛泽东，公开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5月7日，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发表声明响应“五一号召”，号召台湾同胞“赶快起来响应和拥护中共中央的号召”。在上海坚持地下斗争的民建会于5月23日秘密召开会议，一致通过了“赞同中共‘五一’号召，筹开新政协，成立联合政府。并推章乃器、孙起孟为驻港代表，同中共驻港负责人及其他民主党派驻港负责人保持联系。”的决议。6月，何香凝、杨美真等232人代表香港妇女届联合发表响应“五一口号”的声明；6月4日，柳亚子、茅盾、章乃器等125人联合发表声明，赞同中共“五一口号”；6月9日、6月13日、6月25日，中国致公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也分别发表响应“五一口号”的声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响应中共“五一口号”，表明我国各民主党派自觉地、郑重地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与中共团结合作的立场。此后，许多代表人物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纷纷到达解放区。1949年9月新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制定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开启了新中国的伟大建设征程，也宣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成为新中国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和政党制度的基本框架。如今70年过去，这一制度历经风雨，经受了历史的考验，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并正进一步焕发出无比优越的制度活力。这一过程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二、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是中国民主政治和政党制度建设发展的根本保证

1.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来自其本质属性和根本宗旨。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和中国工人阶级日益壮大，而中国社会却在各种复杂矛盾的利益关系中更加灾难深重的背景下诞生的。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代表，其本质属性体现了当时先进的生产力的要求，代表着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同时又代表了与工人阶级处于同样甚至更加苦难地位的中国农民阶级的利益和要求，是中国占人群最大多数的普通民众的利益代表。中国共产党从其诞生那一天起，就是为工人阶级和中国劳苦大众的利益而奋斗的，只要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的生活与命运还没根本改变，共产主义还没有实现，共产党的使命就没有完成。这一属性和立党宗旨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这一初心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所不可比的，也是代表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利益要求的民主党派所难以比的。在各种矛盾利益纷繁复杂、国内外反动势力异常强大、封建文化根深蒂固的背景下，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担起重整山河、实现民族复兴、引领人类文明的重任，也只有坚持共产党的统一领导，才能打破各种反动势力和矛盾纠结的干扰，使中国在一盘散沙中昂然崛起，再次走进世界民族的强林。

2.历史也证明共产党的统一领导是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得以实现的根本保证。中国的民主党派是在抗日战争和争和平民主、反内战独裁的斗争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主体是民主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建党之初，他们大多希望通过和平改良的路线，按照欧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模式，建立多党制的议会制度，主张走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中间路线”，认为国民党和共产党代表两个极端，都是少数，只有中间路线能够代表一切处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中间阶层，即占全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抗日战争胜利初期，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当局对民主党派拉拢迷惑，中间路线曾经盛行一时。中国共产党采取区别对待的方针，在批判中间路线的同时，对中间派和中间力量进行说服、争取和团结。随着形势的发展，国民党坚持独裁、反对民主的真实面目日益暴露，各民主党派逐步看清了中间路线的错误和不切实际。1947年民盟的被迫解散，正式宣告了中间路线的破产。而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分析中国社会实际，早已看清国内各阶级的本质属性和基本特点。1940年1月毛泽东就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系统论述了中国革命胜利后的政权性质和形式，认为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必须属于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中国工人阶级，只有中国工人阶级才能把中国带向合乎社会发展规律的光明的未来。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也曾设想建立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民主的联合政府”，甚至设想这一联合政府中国民党将占据较为主要的位置。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国民党反动派悍然发动内战，并解散民盟，其反共反人民反民主的阶级本性彻底暴露，最终其反动统治也必然在亿万人民和历史规律的推动下土崩瓦解，而建立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三、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是中国民主政治和政党制度的活力源泉和独特优势

1.坚持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体现了广泛的人民性，体现着共产党的立党宗旨。在五一口号发布前的“十二月”会议之后，毛泽东用了很大的精力研究统一战线和党的政策问题。当年在晋绥土地改革中曾经出现过“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左倾口号，毛泽东高度重视，他指出“在全国，是工人、农民（包括新富农）、独立工商业者，被反动势力所压迫和损害的中小资本家、学生、教员、教授、一般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开明绅士、一般公务员、被压迫的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联合一道，在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少数人打江山坐江山”。他认为，共产党人虽然为夺取全国政权进行了艰苦的奋斗，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但共产党是为人民打江山，应该由人民来坐江山，“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思想是错误的，新中国的政权要建立在广泛的统一战线之上，要具有广泛的人民性。所以当“五一口号”初稿送到毛泽东案头的时候，他亲笔将初稿中的第5条“工人阶级是中国人民革命的领导者，解放区的工人阶级是新中国的主人翁，更加积极地行动起来，更早地实现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修改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划掉了第23条“中国人民的领袖毛主席万岁”；将第24条“中国劳动人民和被压迫人民的组织者，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万岁”改为“中华民族解放万岁”。这一修改不仅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华民族先锋队的本质属性，而且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追求民主的一贯主张，同时也预示着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这一全新的政党制度的诞生。

2.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是中国民主政治的活力源泉和独特优势。 

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具有多党合作、共同建设国家的追求和胸襟，解放战争进入反攻阶段和国民党反动派顽固坚持一党独裁的面目暴露之后，各民主党派逐步看清了中国社会的历史大势，最终选择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方面转化。一些爱国民主人士主动向中共中央建议，尽快成立全国政权机关，以对抗国民党政权。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提议：解放区应紧急成立联合政府政权机构，以对抗国民党伪国大后的局面。民盟中央负责人沈钧儒向中共中央提议：解放区应成立产生联合政府的筹备机构，以对国内外号召否认蒋介石伪总统。沈钧儒希望中共考虑，可否由中共通电各民主党派，建议开人民代表会，成立联合政府，或由各民主党派向中共通电提出此项建议。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这些意见，引起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可以说，民主党派的建议，对推进、加快新中国的建国进程，包括推进、加快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建立都发挥了非常重要作用。

而建国以后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发展的历史事实也充分证明，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坚持得好的时期，也正是党和国家的事业蒸蒸日上兴旺发达的时期，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遭到破坏的时期，也正是党和国家的事业遇到重大挫折的时期。这一制度既能让不同利益群体发出各自声音，让建设发展事业焕发活力，又具有“有事好商量”的协调高效的优势，这一立足我国特定社会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的制度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政党制度建设中必须继续牢固坚持！

总之，回顾五一口号，我们深切体会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历史的选择，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领导中华民族走向自由解放和伟大复兴的核心力量。在新时代，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必须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一根本原则，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政党制度建设也必须坚持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这一充满活力和独特优势的制度。我们坚信，在新时代，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基本方针指引下，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必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焕发出更为强大的活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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