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70年前，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国民党专制统治江河日下的大背景下，中共中央发布了“庆祝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社会贤达行动起来，团结一致，共商国是，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是中共领袖毛泽东高瞻远瞩、深谋远虑的战略决策，也是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改朝换代的行动纲领，得到了各党派和各界人士的热烈拥护和支持。1949年9月，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对“五一口号”和多党合作、民主建国的伟大实践，会议通过广泛、充分的协商，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央人民政府，开辟了中国历史新纪元，显示了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辉煌成果，为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范例。

关键词：中共中央；“五一口号”；民主建国；多党合作；政治协商

1948年，中共中央发布了“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也叫“五一号召”。这是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伟大号召和民主建国的庄严承诺，彰显了中国共产党豪情满怀的政治自信、军事自信和历史自信。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及其光辉成就，是对这一承诺的伟大实践。在“五一口号”精神的指引下，新中国建政过程及以后的一个时期，被誉为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黄金时期和经典时期。上世纪中期以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历经几多辉煌、几多风雨，直至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充分证明这一中国人民创造的基本政治制度的科学性和同中国国情的适应性。今天，回顾历史，就是要牢记传统，不忘初心，坚持共产党的领导，高举全国人民大联合、大团结的旗帜，继续推进民主治国、民主强国，开创中国历史的新进程。

一、1948年，动议和筹划民主建国，时机已经成熟

“五一口号”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进入关键时期，顺应历史发展规律而提出的行动纲领，它向人们宣示：中国的政治走势，大局已定，民主建国已水到渠成，指日可待。

第一，在军事对抗中，国民党已是强弩之末，日薄西山。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多灾多难的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教训，采取了武装革命的道路。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国内和平作了不懈的努力，包括呼吁“民主统一、和平建国”、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参加旧政治协商会议等，但国民党自恃军事优势，坚持反共和内战立场。1945年10月，重庆谈判签订的“双十协定”墨迹未干，蒋介石就调动80万大军进攻解放区。1946年的旧政协会议通过了关于政府组织、国民大会、和平建国纲领、宪法草案、军事问题等五项协议，蒋介石又出尔反尔，秘密下达作战命令，挑起了全面内战。这一时期，国民党军队处于进攻优势，共产党军队处于防御劣势。一年后，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国民党军队由200万减少到150万，而中共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则从127万增加到195万。^［1］到1948年，以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为标志，国共两党争天下进入了大决战时期，在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中，国民党气数已尽，无力回天；中国革命已在世界东方的地平线上呈现出胜利的曙光。

第二，在政治较量中，民主党派和社会贤达日益靠近共产党。中国各民主党派的成立，有较大的跨度，农工党前身第三党成立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而民革则组建于1948年。起初，民主党派多以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方面力量参与政治活动，如第三党一方面猛烈抨击国民党专政，表明了激进的反帝反封建立场，同时不赞成共产主义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被称之为“七分反蒋，三分反共。”民建的领导人施复亮主张走“第三条道路”，即中间路线。还有人明确表示，“要把国民党自右拉向左转，把共产党自左拉向右转”，“不左袒，不右倾”。^［2］当国共两党处于均势的时候，他们判断“谁也消灭不了谁。”是蒋介石一系列倒行逆施和中共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使他们的幻想破灭，清醒地意识到，要么靠近共产党，要么靠近国民党，没有中间路线可走。

一个残酷的事实是，1947年，国民党以“内乱犯”通缉毛泽东，中共被正式宣判为“逆党”。同时密令：对民主党派领导人“暂时容忍”，对中下层分子“一律格杀勿论”。给民盟横加的罪名是“中共附庸”、“参加叛乱、反对政府”，要“严加取缔，以遏乱萌，而维治安。”^［3］大批盟员被捕，重要领导人杜斌丞被枪杀，民盟总部被迫解散。同时，民建、民进也被宣布为“已被中共所控制，其行动完全遵照中共的意志，已成为中共暴乱的工具。”^［4］国民党对民主党派的镇压推动了民主党派与中共结盟。

蒋介石的独裁使国民党内部产生了分化，民主派李济深声明反对蒋的反共和内战，1948年1月宣告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宣言“吾人当前紧迫的革命任务，为推翻反对民主、破坏和平、媚外卖国的蒋介石之反动独裁统治。”^［5］

第三，在民意诉求中，国民党成为过街老鼠，众矢之的，政治上更加孤立。中共不失时机地在国统区开辟了第二条战线，即以青年学生为先锋的群众性爱国民主运动。1946年，重庆各民主党派和民众在较场口举行万人集会，呼吁和平民主，特务打伤了郭沫若、马寅初等多人，引发了国人共愤。接着又有南通市学生和民众的反内战示威活动。更大规模的民主运动，是1946年6月经马叙伦、黄炎培等人策划的上海“六·二三”反内战大会，有300多个团体单位、十万多人参加，游行请愿队伍包围了市政府。下午，游行结束后，组织了代表团乘火车前往南京请愿。在下关车站，遭到国民党特务袭击，多人受伤住进了医院。进步媒体报道了这次“下关惨案”。此后，昆明又发生了“李闻事件”，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被特务暗杀。上海的全国争取和平运动大会发表宣言，表示强烈抗议。国民党的统治已经陷于四面楚歌。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民群众把共产党看作自己的大救星。淮海战役中，500万民众推小车为解放军运送军用物资。陈毅元帅称：“淮南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民间有歌谣：“最后一把米，用来做军粮；最后一尺布，用来做军装；最后老棉被，盖在担架上；最后亲骨肉，送去上战场。”民心向背，泾渭分明。共产党改朝换代，天下归心。

二、审时度势，共产党发出创建新政权的动员令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中共中央准确把握时代脉博，借一个节日的窗口，发布了“五一口号”，原稿24条，可分五个部分：（1）庆祝解放军的伟大胜利；（2）号召各阶级阶层人民迎接新胜利，建立新中国；（3）解放区和蒋管区要努力发展生产；（4）反对美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5）欢呼“劳动人民万岁”、“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胜利万岁”、“中华民族解放万岁”。口号的核心思想在第五条，这一条原文的主题是“工人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毛泽东把它修改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6］毛泽东还慎重地删去了原文的第23、24条，分别是“中国人民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中国劳动人民和被压迫人民的组织者，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万岁。”

在重要节庆日，中共中央发布重要文告，是一种惯例。这次发布“五一口号”并不是为了制造节庆气氛，而是毛泽东作为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战略家，深刻分析革命形势，运筹帷幄、深谋远虑的思想成果。他的思路是：广泛的政治动员——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临时联合政府——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我们把时间往前推移，更可以深刻认识毛泽东这一战略思维的轨迹。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他在《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一文中，就提出要建立“一个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1944年，抗战还没有结束，毛泽东已在党内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设想，根据当时国情，这个政府包括国民党。一年后，抗战胜利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的宣言》中确定了“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并明确指出：“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中，我们民族面临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统一，建立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成立举国一致的民主联合政府”。此后，在中共七大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更全面地提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经过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的协商，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这里废除的是“一党专政”，而不是国民党的政党地位。“五一口号”是这一思想的重大发展。

由于国民党一意孤行，与人民为敌，以“戡乱建国”对抗“民主建国”，国共关系彻底破裂，中共才提出“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活捉伪总统蒋介石”，这一呼吁也写入了“五一口号”。

由此可见，毛泽东体现在“五一口号”中的民主建国思想，是他长期的由来已久的战略深思，这一思想大大地巩固和发展了中共对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统一战线，理所当然地得到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和衷心拥护，发挥了民主建国动员令的巨大作用。

“五一口号”发布后，毛泽东又给民革的李济深、民盟的沈钧儒等写信，表达邀请他们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诚意。中共中央同时电告上海局、华南局、香港分局，以促成会议的召开。因受国民党迫害而避居香港的民盟、民进、民革、台盟以及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人民救国会等许多民主党派纷纷发表响应“五一口号”的通电，不在香港的民建和九三学社领导人，后来也明确表示支持中共的号召。在港民主人士召开座谈会，诗人郭沫渃心潮潮湃，高呼：“啊！新中国摆在我们面前了！”民革的蔡廷锴称：“我早就提出召开新政协，共产党和我们想到一处了！”民进的马叙伦感慨地说：“现在的中国，还是靠共产党把舵。”农工党元老彭泽民断言：“解救民族危亡，此其时矣！”民盟的沈钧儒更有远见卓识，称：“中共五一口号，一呼而天下应，足见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以解决国是，非一党一派之主张，而是一切民主党派乃至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7］许多人民团体、学术机构，直至海外华侨，也表示拥护共产党民主建国的号召。共产党执政成了全国各党派和全国人民唯一的选择。

三、民主协商，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五一口号”的号召和指引下，经中共周密安排，在香港的民主人士通过秘密渠道分批到达东北，与华北的民主人士联合声明：“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步，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迅速成功。”随后，北京换了人间，全国各地民主人士齐集这个历朝故都，准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毛泽东要求周恩来，“新政协，一切按民主程序办事。”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在思考：民主，一直是中共反抗国民党独裁的旗帜，如今，中共很快就要执政，将如何继续高举民主的旗帜？对此，中国共产党向中国人民提交了一份圆满的答卷，“共产党主张民主协商，共产党建设民主政府，共产党坚持实行民主政治。”^［8］

（一）首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在北京召开，凡属重大问题，都经过充分协商，才作出决定。会议确认，以“五一口号”划线，凡积极响应号召者，都可以参加新政协会议，后来者需经资格审查。代表分五类：党派代表、区域代表、军队代表、团体代表、特邀代表，共662人，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各民主党派代表的总人数多于中共代表人数。

（二）民主人士特别受到尊重，他们的各种不同生活习惯，都得到周到的服务。民主人士陆续到达北京，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亲自到车站迎候。国民党元老程潜抵京，毛泽东率百余人欢迎。代表中有的西装革履，有的穿旗袍高跟鞋，有的一身中山装，有的着长袍戴瓜皮帽，一幅地主横样，还有信奉基督教的老人，就餐时要祷告上帝。凡此种种，一随其便，一律给予热情接待。

（三）中共领导反复强调，会议工作人员和代表中的中共人士，一切言行都要从有利于人民的利益出发，表现出宽广的襟怀和包容的精神。毛泽东耐心地解释：人民政协会议一定要有各方面的人物，不然就成了党的代表会议了。有的人代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利益，我们不能代表，对他们必须敲锣打鼓欢迎，这样对中国人民有利。他两三交待，要防止“左”倾情绪，不急躁，不粗暴，要有雅量、礼贤下士。

（四）1949年9月底，新政协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开幕，这是对“五一口号”最重要最直接最具典型意义的实践和检验，建国大业中的许多重大事项将在会上作出历史性的决策。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第一届政协制定了具有临时宪法意义的《共同纲领》。有人诧异，中共的常用词“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共产党领导”等没有在《共同纲领》中出现。有人疑惑：为什么不写上“社会主义”？《共同纲领》起草小组组长周恩来解释：社会主义前途是肯定的，但要用实践证明给全国人民看，只有全国人民认可了，才会愿意全心全意为它奋斗。现在暂时不写，是更加郑重地对待它。实际上，民主党派里还有人不赞成社会主义，不写“社会主义”，使民主党派更加感到共产党亲密合作的诚意。

（五）国号、国旗、国歌等都有多种意见，均按民主程序确定。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曾用过“中华民主共和国”这称呼，不久前在关于新政协的一个文件中还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字样，代表们并不因此而一锤定音，仍然各抒己见，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还有人提出仍叫“中华民国”。经过最后一轮十八个人的发言，确定了新中国国号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国旗，曾征集到2992幅图案，优选出38幅提交会议讨论，毛泽东作为代表之一参与了意见，最后通过温州一位普通职员设计的五星红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关于国歌，大家赞成如德国以“马赛曲”作为代国歌的做法，以《义勇军进行曲》作为新中国的代国歌，讨论的焦点集中在如何看待歌词中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要不要修改。这次，毛泽东提出要从居安思危的角度，以“保留原有的歌词为好。”大家鼓掌通过。在上述重大事项的决策中，毛泽东是实践民主政治的典范，他的话不是“最高指示”，也不是“一句顶一万句”。

（六）以大团结大联合为指导思想，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统一战线就是为实现一定的目标，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政协会议上，民革领导人李济森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在代表中引起了风波。有人说，“革命不如反革命，早革命不如迟革命”。李是军阀出身，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李参与策划，主张早日清党，早日镇压革命。后来蒋在上海抓周恩来，李在广州搜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两千多人，中共领导人蔡和森被凌迟处死。周恩来主张以大局为重，不计前嫌，李固然有过，但也有大功，他曾主动联系解放区，使红军少受损失；抗战时期，支持中共，一致抗日；解放战争时期反对蒋介石，被蒋以“背叛党国”的罪名永远开除出党，并全国通缉；他积极策反国军，配合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周恩来的解释使民主人士从心底里感到共产党气贯长虹、义薄云天。在对张澜、傅作义的任职过程中，也有类似的情况。

（七）因全国部分地区未获解放，“五一口号”提出的“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条件尚不成熟，调整为由政协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能，民主选举国家领导人。结果是：毛泽东任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6人，其中民主人士6人，占50%；中央人民政府委员56人，其中民主人士26人，占46.5%；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4人，其中民主人士2人，占50%；政务委员15人，其中民主人士9人，占60%；政务院所辖机构负责人93人，其中民主人士42人，占45%。这种安排，超出民主人士的期望，体现了任人唯贤的原则。人们评论，这是名副其实的民主联合政府，中共和民主人士亲如一家，皆大欢喜，体现了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辉煌成果。

得民心者得天下，得民主者得天下。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的发布，是我国现代革命史上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公开地自觉地接受中共的领导，共同完成民主建国大业，走上了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从此，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确立为我国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政治制度。在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必须一如既往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发挥人民政协制度广泛的代表性、巨大的包容性和有效的民主性特征，继续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推向新阶段。

参考文献：

［1］黄修荣、黄黎.中国共产党简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102.

［2］李金河.多党合作的历史与现实［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106.

［3］［4］［5］郝在今.协商共和［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0.11.10.12.

［6］［7］［8］郝在今.协商共和［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0.4.27.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