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五一口号”发布后，其所展现出的号召力、实践力和影响力直接推动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主动放弃“中间路线”，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共同开启了“民主协商”的实践，在这一过程中所形成的主导性、真诚性、广泛性和协商性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奠定了“特有”“独特”的基因，并始终贯穿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发展中，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关键词：“五一口号”；社会主义；民主协商；协商民主
历史的车轮驶入了1948年，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曙光映满天空的大好形势下，中共中央于
从历史的维度来看，学界普遍认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肇始于抗日战争时期的“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建设，兴起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民主协商”的实践，形成于1949年“新政协”会议的胜利召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协商民主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特有的形式和独特优势。”透过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这段兴起和形成期历史，我们不难发现，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特有”和“独特”实际上与“五一口号”所发挥的政治号召力、实践力和影响力紧密相连，并直接赋予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鲜明的特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主导性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本质属性。主导性重在一个“领”字，主要体现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领导者是中国共产党，并且领导者的地位不是中国共产党强加给任何一方的，而是源自以下因素。
1.各民主党派自觉自愿接受中共的领导。
2.中国共产党为民主协商所做得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落实“五一口号”要求，中共中央积极部署“新政协”筹备工作，
3.中国共产党持续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从“民主协商”到“协商民主”的转变。1949年9月“新政协”的成功召开，标志着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进入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积极参与的以政治协商为主要内容的“民主协商”的发展新阶段。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在八大会议上以决议的形式对“民主协商”政治在国家制度层面上的设计再次加以确认。1989年中共中央先后颁发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关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暂行规定》和《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社会主义“民主协商”政治实践得到了全面恢复和发展。1991年3月，江泽民同志在全国人大七届四次会议上，将“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联系在一起，突破了建国以来“民主协商”以政党协商为主的政治协商范畴。2006年2月和11月，中共中央分别以《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和《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形式再次对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协调发展的政治布局进行了确认。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正式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概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做了更加系统的战略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提出“要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
（二）真诚性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基本属性。真诚性重在一个“诚”字。圣贤之道，唯诚与明。真诚性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基石，主要体现在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真诚合作上。
1. 毛泽东对“五一口号”的修改。“五一口号”初稿是由胡乔木撰写的，其中第五条的表述是：“工人阶级是中国人民革命的领导者，解放区的工人阶级是新中国的主人翁，更加积极地行动起来，更早地实现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②]。毛泽东高瞻远瞩，以胸怀天下的气度和对历史大势的精准把握，将第五条修改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③]这条内容一定乾坤，描绘出了新中国政权成立的路线图和对未来国家的美好前景，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诚意和决心。
2.毛泽东诚邀民主人士北上。“五一口号”发布的第二天，毛泽东就以中共中央主席名义致信在香港的著名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与他们商讨“新政协”事宜：“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定民主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国内广大民主人士业已有了此种要求，想二兄必有同感。但欲实现这一步骤，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个会议。”[④]
3.各民主党派对“五一口号”的积极响应。“五一口号”在香港《华商报》刊登后，在海内外以及各民主党派、广大民主人士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中共香港分局统战委员会向香港各民主党派倡议举办“双周座谈会”，大家一起分析讨论内地政局。双周座谈会由各党派轮流主持，往往一周在天后庙道4号四楼连贯家进行，一周在罗便臣道92号李济深家中举行。各民主党派看到“五一口号”后，双周座谈变成了连日讨论，经过连续两天的发言，与会的十二位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各党派和各界于5日联名发表了响应中共“五一口号”的通电。[⑤]
（三）广泛性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范畴属性。广泛性重在一个“广”字。社会主义民主协商的广泛性最大的成效是集思广益，主要体现在主体的广泛性、客体的广泛性和渠道的广泛性上。
1.参与主体的广泛性。从1948年6月起，由民盟中央倡议，在香港开展了各民主党派的“新政协”运动，讨论会、座谈会，撰写文章、研究办法和草拟方案接踵而至，形成了一个为召开“新政协”献计献策的热潮。6月，香港《华商报》编辑部又多次召开协商座谈会，参与者既有知名的民主人士、文化界精英，也有工人、教师等基层体力、脑力劳动者，既有香港本地的，也有内陆、台湾和海外的，多人联名、个人具名发表意见和提出建议，参与人员数量之众、来源之广、职业之丰都是前所未见的。
2.客体的广泛性。客体主要是指协商内容。虽然协商内容当时主要集中在“新政协”的召开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上，但协商的问题依然绵密细致：主要围绕“新政协”与“旧政协”的区别，人民代表会议的召开，现阶段民主运动的作用和影响，推动“新政协”运动，“新政协”召开的时间、地点、人选、议程及参加“新政协”名单的意见和有关原则，《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条例草案》和《共同纲领草案》等问题。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进入“协商民主”阶段，积极践行的立法协商、行政协商、民主协商、社会协商、基层协商涉及改革发展稳定重大问题和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其中所蕴含的客体广泛性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3.渠道的广泛性。“民主协商”实践已经具备了多种形式，如信函协商、个别协商、座谈协商、报告协商和政协协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1948年8月，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可以看作是人大协商。这次人民代表大会实到代表542人，民主人士有166人，大会主席团成员33人，民主人士有14人。冀中的一位党外人士在发言中说：“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真正实现了民主，在这个大会上，无论大事小事没有不民主的，还是空前的第一次。”[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立健全提案、会议、座谈、论证、听证、公示、评估、咨询、网络等多种协商方式以及统筹推进政党、人大、政府、政协、人民团体、基层和社会组织协商进一步扩大了协商渠道的广泛性和多层性。
（四）协商性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形式属性。协商性重在一个“真”字。习近平总书记说：“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应该是实实在在的、而不是做样子的”“协商就要真协商”，这主要体现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议事决策的过程中。
1.协商形式的确立。1948年11月，周恩来在修改批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如何对待民主党派人士的指示》中强调：“我地方党的领导机关对各民主党派地方组织和民主人士应“以坦白诚恳的态度，向他们解释我党的政策和主张，与之协商一切重大问题，以争取他们同我党一道前进。”[⑦]周恩来说：“凡是重大的议案提出来总是事先有协商的，协商这两个字非常好，就包括这个新民主精神。”这种“民主协商”的精神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跨越时空的民主协商。“五一口号”发布后，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精诚团结，突破多重阻碍进行协商。从时间上来看，主要集中在1948年9月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到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胜利召开。从空间来看，共分成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在香港和西柏坡两地展开，第二阶段是在西柏坡和哈尔滨两地进行，第三阶段是在北京进行。这场持续一年的三个阶段的“民主协商”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3.新时代的协商民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应该是全方位的、而不是局限在某个方面的，应该是全国上上下下都要做的、而不是局限在某一级的。因此，必须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确保协商民主有制可依、有规可守、有章可循、有序可遵。”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加强协商民主制度建设，形成完整的制度程序和参与实践，保证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有广泛持续深入参与的权利。”要言之，新时代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思想强调“协商”更具包容性、广泛性、人民性和制度性，丰富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理论和实践内涵。
总之，“五一口号”发布以来的“民主协商”实践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兴起和形成期，其形成的主导性、真诚性、广泛性和协商性如一条细细的红线，始终贯穿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发展中，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发展的整体性和继承性，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