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五一口号”发布的70周年，我们回顾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不难发现中国共产党人和各民主党派的创使人有着天然的联系；因为他们绝大多数都是那个时代的高级知识分子，对饱受沧桑的祖国前途有着强烈的使命感。他们中很多人留过学，学习和研究了西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探索了西方政党制度；同时，他们深受多元的中华文化“和合”的影响。因此，我国的政党的制度既吸收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又融合了中华文化的养分以及西方政党制度中“民主，法治”的元素。在各种思想文化的交织中，严峻历史现实的激荡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在中国大地上应运而生；中国政党制度在这些元素的碰撞中，元气满满，火花四溅。
一、“五一口号”
1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为动员全国各阶层人民实现建立新中国的光荣使命，发布了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五一口号”一共有23条，但其中第五条是至关重要的，“（五）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五一口号”得到了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他们发表宣言、通电和谈话，并接受邀请奔赴解放区，与中国共产党共商建国大计。这是我国多党合作发展史上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标志着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公开、自觉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标志着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和政党制度建设揭开了新的一页。
二、“五一口号”的号召者，即早期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和“五一口号”的响应者，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大多数都是那个时代心系中国命运，争取民族自由，民主政治的知识分子。
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是由先进知识分子发起的，他们在国内和国外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坚定了共产主义信仰并分别在各地先后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在北京、上海有李大钊、陈独秀， 李汉俊、李达、邵力子、陈望道、俞秀松、沈雁冰，邓中夏、张崧年、陈为人、张国焘；武汉小组有董必武、陈潭秋；长沙小组的毛泽东、何叔衡；在济南的有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等人，在广州的有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在东京的有施存统、周佛海；在巴黎的是周恩来、张崧年、赵世炎、刘清杨、陈公培等人，所以在中共一大召开之际，50多名党员中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这和各民主党派的早期的领导人有着很多相似的知识背景。民革的李济深，何香凝；民盟的黄炎培，张澜，沈均儒，民建的黄炎培，胡厥文；民进的马叙伦，叶圣陶，周建人，雷洁琼；农工的邓演达，黄琪翔，章伯均；致公党的陈其尤，黄鼎臣，董演初；九三学社的许德珩，周培源，吴阶平；台盟的谢雪红，蔡啸，苏子蘅，蔡子民，张克辉等等，他们都有丰富的求学经历和西方思想的启蒙。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有强烈的批判和思考精神，对国家命运的担忧，和对历史的担当。“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经历了反复的权衡比较和长期的思想博弈，甚至付出血的代价，从最初的相互排斥、对立到逐步了解、信任，由初步保守合作到全面团结合作，从同情、支持、靠拢共产党，到自觉接受共产党的领导，郑重选择多党合作，在政治上实现了历史性跨越。”①
三、“五一口号”催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也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土壤孕育的结果。
早期的中国共产党创建人和民主党派人士大多数是饱饮中华文化的精髓的有识之士，虽然他们中的好多人也受过西洋文化的熏陶，但是在他们信仰和为人处世上，都深深地带有中华文化的烙印。
“1987年塞缪尔·P·亨延顿和韦纳在其合编的《了解政治发展》一书中，明确指出了“发展的文化问题”。他们提出了一个颇具现实意义的观点：就解释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同模式而言，关键性的独立变项是文化。智慧深邃的宗教哲学，影响着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②中华文化在宗教上，虽然有儒，释，道三教等，但在信仰上彼此不相妨碍，或转且相辅相成。所以有“三教同源之说”或者有”五教合一”之论。
“新石器时代晚期，即人们所指“三皇五帝”的时代，中华文化一般认为始于此时期，故有“五千年文化”之称。③ 这一时期中国有三大文化区，即河洛文化区、海岱文化区和江汉文化区。洛阳地处古代中国的腹心，是各民族交流的中心地带。以古都洛阳为中心的河洛文化始终处于轴心地位，《河图》、《洛书》、周易、儒家学说、道家经典、释教佛学、老庄玄学、伊洛理学，或源于此，或在此兴盛。经过漫长岁月的碰撞、交汇，各民族的文化、区域性文化、甚至包括外来的优秀文化融合于河洛文化之中，形成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传统文化。中华传统文化以“多元一体”为主要特征，是一种“多元一体”的文化体系，主体是儒家文化，与佛、道文化长期共存，求同存异、互相渗透、取长补短。”④
中华传统文化 “多元一体”的核心是“和”。“和”的精髓是和谐、统一、稳定，平衡、协调，反分裂，反冲突。孔子提出“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他一方面强调和谐统一，同时又肯定事物的多样性，主张以海纳百川的气概容纳不同意见。老子讲“知和曰常”（《老子·五十五章》），提倡以“和”为恒常的准则。春秋末年齐国的晏婴提出了“相济”、“相成”的思想，丰富和发展了“和”的内涵。
“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世界各地的文化不一样，与之相适应的治国方式肯定也有千差万别，“西式民主主要出现在基督教为主的国家；以伊斯兰教，佛教或儒教为主的国家尤其少见。”⑤ 台湾，同样秉承中华民族文化的地区，搞了这么多年的西式竞选，结果光顾着扯皮，互相牵扯。中国有句古话，“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当代西方最著名的民主理论家罗伯特·道尔指出，“民主最关键的特征是政府对其公民偏好持续的回应性”。
四、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
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执政，八个民主党派合作和参政。八个党派分别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它们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多党制度。
虽然各民主党派在政治上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在组织上保持各自的独立地位。多党合作的制度孕育于民主革命时期，确立于新中国成立以后，并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得到很大发展；于1993年修宪时，在宪法的序言中增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也就是说各民主党派都得到宪法的承认和保护，享有宪法赋予的权利和义务范围的政治自由，组织独立和法律上的地位平等。中国共产党对各民主党派的领导是在民主平等基础上的政治引导关系,也就是政治上的领导,即政治方向、政治原则上的领导,而非组织上的领导,更不是行政上的隶属和服从关系,并不意味着共产党要干涉民主党派的内部事务。共产党与民主党派民主协商,相互监督,通力合作,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的相互攻讦,相互争斗的敌对关系迥然不同。这既保持了团结稳定的政治局面，又创造了生动活泼的民主氛围。特别是对于中国大国的政治决策的科学化和高效政治起到了非常大的助推作用。
当然中国的多党合作的历史也不是一直平坦，中间经历过曲折。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使得共产党组织内缺少民主，政治气氛几乎窒息，一些共产党人过于严厉地看待和处理了民主党派成员中存在的思想言论上的偏差，由此造成了民主党派成员噤若寒蝉，使多党合作事业受挫。令人可喜的是，中国共产党人有自我扬弃和自我更新的能力。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迎来了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春天，遭受冤屈的民主党派人士和无党派人士得到了平反，重新回到了参政议政的重要岗位。
多党合作的历史开始于新中国建立的毛泽东时代，经历了改革开放的邓小平时代，江泽民时代，胡锦涛时代，到现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时代，各民主党派人士和无党派人士，越来越受到重视和重用。一大批党派人士被提拔到各个政府部门任职，更多的党派人士平时收集和调研生活，为高层决策部门提高了大量有价值的信息。比如金华民进，在2013至2017年近五年期间，提交市政协集体提案37件，个人提案124件；人大建议32件。通过党派直通车等形式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共141篇。内容涉及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医疗、环保、城建、“三农”等多个领域，反映了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为市委，省委和民进中央的领导提供了很多有利于决策的重要信息和资料。
民主党派通过参政议政，较好地表达了人民群众的最盼，最急，最忧，最怨，发出了党派的时代最强烈的“好声音”。共产党对问题进行回应：对政府以前的政策计划进行调整和改革或出台相关新政策，使我们的政府职能部门的作用为老百姓的福祉越来越向价值最大化地发展。这种代表性民主的本质就是群众路线。根据有关资料表明，在亚洲各地民众对本地政治制度性质判断中，中国百姓对民主政治的认同比其他国家高出了8%左右。也就是说中国模式的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使得政府回应人民诉求的程度更高。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共产党人和各民主党派以及无党派人士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征途中，随着多党合作制度地不断规范化，程序化，法治化，一定能谱写“五一口号”的新华章；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将成为地球上一颗光彩夺目的星星，令人仰望赞叹！
参考文献
①陈延武. 民主党派为什么选择跟共产党走[J]中国政协.2016(13):68-70
②袁峰 中国式民主的文化解读[M]. 上海： 学林出版社，2014: 19
③赵银海 从中华传统文化看中国特色多党合作文化2006年度余姚市统战文化理论研究一等奖
④王绍光. 中国. 政道 [M].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9：55
⑤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理论学习中心组编著. 画出最大的同心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 重要讲话精神[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15.6：27
作者：民进金华市委会 朱蓓蕾
